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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东方欲晓,中日工业化的角力

第五章 东方欲晓,中日工业化的角力

  • 分类:史料赏析
  • 作者:
  • 来源:东宣传处
  • 发布时间:2016-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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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东方欲晓,中日工业化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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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五章 东方欲晓,中日工业化的角力

      【本章导读】

      在当今世界的经济版图中,已逐渐形成了美、欧、亚三足鼎立的基本态势。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则是亚洲的世纪,至少从目前全球的发展态势来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可能。

      美国的困境在于经济,欧洲的危机在于政治,亚洲的问题在于历史。

      中国与日本,恰如法国与德国,既是历史上的冤家,又是现实中的亲家。在战后60年的经济赛跑中,日本领跑了上半场,而中国则在下半场逐渐发力,目前双方处于相当接近的位置上。中国能够最终领先日本吗?还是日本在20年经济停滞之后,再度焕发奇迹般的爆发力?

      这场竞赛,恰如战后20世纪50年代所出现的双方势均力敌的较量。

      中国在接受了苏联24亿美元的援助之后,大规模兴建了156个重点工业项目,拉开了全面工业化的序幕。而日本则是在美国41亿美元的直接与间接帮助之下,开始了艰难的战后复兴。至少到50年代中期,双方的发展水平不相上下。日本工业化起步早,人才技术积累远在中国之上,但在战后一段时间里,日本政府丧失了政治经济的领导权,工业生产与对外贸易还在艰难的复苏之中。中国工业化的底子差,但苏联大规模工业援助的技术与新设备,18000名苏联专家对中国的技术扩散更深入,因而50年代中国经济与世界水平的距离在急剧缩小。

      中日之间经济赛跑的拐点出现在1955年,这是一种经济战略眼光的巨大落差,这一落差被中国自身的错误所放大,被日本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所强化。在60年代所出现的世界工业化的剧烈变轨与加速中,中国失去了20年的时间。

      如果中国不希望看到历史的重演,那么就必须认真回顾当时的战略差距究竟是怎样产生,又是如何恶化的。

      【卢布援华,中国得到了苏联的“马歇尔计划”】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格局,同时也带来了亚洲命运的裂变。中国选择了苏联,而美国则决定对中国进行“经济流放”。

      其实,对于中国而言,选择并不复杂。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中国必须寻求外援,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帮助中国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的外部力量,就只有苏联和美国。在美国长期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已经同苏联开始冷战的情况下,指望美国能够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提供大规模工业化所必须的技术、设备、人才和资金,显然严重不靠谱。因此,苏联成为中国工业化唯一能够提供援助的外部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原殖民地国家,都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工业化是国家繁荣和强大的唯一出路。但工业经济要远比传统的农业经济复杂得多,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扩散,不仅仅是建设工厂、进口设备、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和销售这样简单,它还涉及与之配套的巨大的社会工程,如能源电力、钢铁煤炭、设备制造、石油化工、电子工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银行金融、教育培训等诸多行业的同步发展,这种精确的大工业协调机制和复杂的贸易金融服务体系,大大超越了绝大多数农业国所具备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基础。这也正是为什么二战以来的60多年中,真正崛起的新兴工业强国凤毛麟角的原因。

      正如1949年2月,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在西柏坡与中共主要领导会谈后所形成的印象,他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写道:中共不知道应该如何制止通货膨胀,如何对待外国企业,如何在盐业、烟草和酒类方面实行国家垄断,也不知道如何对四大家族和大买办的资产实行国有化,如何对外贸实行垄断。中共领导人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但是对经营管理问题却“知之不多”,“对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的概念模糊”,对中国的企业和经济状况不了解,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总之,“他们处在闭塞的农村,脱离现实”。

      在长期残酷的敌后游击战和远离大城市的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历程中,干部的素质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的要求。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领导干部(区委和区委以上)中,将近50%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不高。仅仅是对领导干部的扫盲就需要2~3年时间,对普通党员则需要至少5年。

      工业化技术扩散所需要的核心人才也严重短缺,国民党时代留下来的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少得可怜。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科学院仅有13个研究所,科研人员207人,涉及的学科也只有物理、数学、生物、地质及人文科学。北平科学院下设9个研究所,仅剩科研人员42名。全国的地质专家不到200人,全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总共不过2万余人,甚至在鞍钢这样的重点企业,也仅有70多位工程师,其中日本人竟有62人之多!即便是这些极端稀缺的人才资源,他们所熟悉的工业技术水准与战败后的德国相比,仍有几十年的差距。同时,与这些人才必须匹配才能使工业化机器运转起来的其他行业人才,如经济系统的计划、现代工业的生产组织、贸易金融的服务等专业人员就更加奇缺。很明显,人才瓶颈是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除此之外,工业化必须要求巨大的资本积累,而农业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需的资本,只能源于农业积累和外部资金。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普遍存在外汇短缺的问题,就是因为它们必须以农业缓慢而微薄的自然积累,来交换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成本,而这个成本过于高昂。在工业化进程中,外汇硬通货的主要意义,就在于输入技术扩散所需要的设备和生产原材料。外国援助、外国投资、举借外债就是为了获得宝贵的技术扩散。

      朝鲜战争在军事上,彻底扭转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国防大溃败的趋势,遏强敌于三八线上,巩固了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工业化的战略安全地带,从此西方列强彻底放弃了同中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念头。朝鲜战争所形成的军事震慑威力,使越南战争中美军不敢越北纬17度线的雷池半步,使中苏交恶时强大的苏军不得不掂量再三,中国在随后60年的工业化中,一直享受着这一威慑所带来的和平红利。

      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朝鲜战争使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国政府的狐疑态度,对援助中国进行工业化的热情明显提高。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MAO主席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在5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国防工业,特别是导弹与核武器的实质性贡献,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时代。

      在中国50年代工业化起步阶段,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高达66亿卢布的援助,相当于16.5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对德国进行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总金额(14.5亿美元)。另外,在苏联的带领下,东欧各国向中国提供的技术设备援助共计30.8亿卢布。因此,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总共获得了大致24亿美元的工业化原始资本。

      正是在这笔巨额工业资本的带动下,中国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在能源、冶金、机械、化学和国防工业领域,陆续展开了“156项”(实际完成150项)重点工程。原来预计用15年来逐步完成的私有经济向国有经济转化的进程,在外部资本大量进入的情况下,被大大压缩到了5年,这中间的利弊得失始终存在着争议。当然,这笔资金并非免费的午餐,中国必须以农业产品和工业初级原材料来进行交换。

      作为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洗礼的农业国家,复杂的工业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优先次序、比例协调,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种种稀里糊涂的判断,都亟待快速学习提高。对于非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工业体系,计划显得格外重要。第一个五年计划自1951年2月开始讨论,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6人小组主持,历时2年多的反复研究和修改,才逐渐琢磨明白经济计划到底是咋回事,提炼出五年计划的核心原则。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忽略了军事工业在总投资中的比例,过高的工业增长目标对人才和物资的集中使用所造成的压力,工业的发展如何与中国丰富的手工业人力资源相结合,如何保证农业的粮食及农业原材料的供应,金融财政如何保证工业化与人民生活水平同步进展等重大问题。苏联此时已是计划经济的行家里手,在苏联计划专家的协助下,这些问题被陆续发现并进行了调整。

      有了计划,只是明白了工业化需要去干哪些事情,哪些先干,哪些后干,什么样的投资比例算合适,工业部门之间的链条如何衔接等原则,但魔鬼却隐藏在实施的细节中。再好的计划,如果实施难以到位,最终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如果苏联没有1922~1927年与德国的工业合作,没有大批德国工程师和军工专家在苏联手把手地传帮带,斯大林想在10年内,把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苏联大批先进的技术装备陆续运抵中国,数万中国工程师面对着平生从没见过的复杂生产设备,完全陌生的生产工艺流程,恍如天书一般的俄文技术资料和图纸,不明所以的技术产品标准,严格的原材料要求和精确的配方,想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头两个大。要在短短的三五年之内,在上百个新建企业中,生产出高级合金钢、不锈钢、无缝钢管、喷气式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警戒雷达、汽车、拖拉机、万吨轮船、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大容积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以及新型机床这些先进产品,真是谈何容易!毕竟这不是宜家家具可以手工组装这么简单!

      但是,工业化的“魔鬼们”就躲藏在这数以百万计的细节之中。如果仅凭中国当时自有的工程技术人员,要逐一攻克各种技术难关,恐怕机器能动起来时,产品早就该淘汰了。

      苏联在50年代向中国派出的18000名各行业的专家与工程师,他们对于中国吸收工业化的技术扩散居功至伟。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设计力量。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都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为了帮助中国进行全国电气化、钢铁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确定、机械工业调整和新厂建设、船舶工业及铁路运输、地质勘察等行业的规划工作,苏联就派出了多达47个规划专家小组。在156个大型工业项目中,可以常常看到苏联专家的身影,他们不仅是坐而论道式的“顾问”,更是亲自上手帮助安装调试的实干家,中国的工程师们正是在近距离的接触中,了解和发现了工业化的细节难题,及其解决之道。由于苏联专家对本国设备驾轻就熟,很多大型项目从开工到投产,速度惊人!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从开工到投产,只用了三年时间。难怪中央财经委得出的经验就是:“两年经验证明,由中国技术人员来设计的小工厂或小规模恢复改建工厂,在设计技术上的缺点弊病已经很多,浪费很大。而巨大复杂工厂的设计,一个也没有成功,都是半路回头再请苏联设计的。所以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培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

      由于苏联的对华援助中忽略了无形资产的价值,从而导致了中国从苏联所获取的真实技术扩散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了。这些无形资产应该包括156个大型项目中,数十万项核心技术的专利费用,工业专家在解决技术难题时所创造的时间效益,设计专家在总体规划中所带来的整体综合效益,行业专家在重大发展战略上提供的决策效益,以及苏联专家在培训大批中国工程师和留学生时所形成的知识传播效益。这些效益包括,在石油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否定了传统的中国贫油论,并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使中国石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在电力方面,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大大降低了成本,缩短了工期;在煤炭工业方面,使大批矿井寿命延长了20~40年;在钢铁工业方面,苏联的新技术使钢铁生产能力大幅超过设计水平,维修时间则缩短一半;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的新方案使木材流送损失率降为原来的1/10。另外,苏联的技术在农业和水利建设方面,也为中国创造了良好的收益。

      如果将这些无形资产算进来,那么中国从苏联所获得的工业技术扩散的总收益,就远不是24亿美元的规模,恐怕要高出一个数量级!

      50年代在中国的大地上,工业化,不再是从前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起飞的现实!

      【大跃进与大衰退】

      当一个人立下壮志要由穷变富、由弱变强时,他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积蓄力量稳步发展,另一种则是涸泽而渔急功近利。如果他过于迫切地想发展,把省来的收入都投入事业,每天只是苦干蛮干,完全不顾健康,长期营养不良,最终身体必然垮掉,一场大病下来,许多努力都将白费。

      1957年的中国,却做出了第二种选择。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使中国社会快速进入了一种亢奋状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通过崭新的工厂、林立的车间、繁忙的车床、源源不断的工业产品、琳琅满目的市场和农民日益丰富的餐桌展现出来,让饱经战乱和贫困的社会看到了真正的希望。工业化带来的富裕与繁荣,使人们突然发现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道路,看起来并非那么漫长。工业化的速度越快,繁荣富强的梦想就越逼真。

      然而,发展工业的主要基础,却是脆弱的农业。重工业所需的设备,85%是用农产品去国外换来的,轻工业所需要的原料,90%来源于农业,1亿城市人口和5亿农民的粮食,也需要农业来提供。这就是典型的农业国在发展工业化时,所面临的普遍现象。

      在工业化尚属起步阶段的中国,农业仍然主要是靠天吃饭。自然条件,气候变化都会严重影响农业收成。这一点,在一五期间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从1953~1957年的5年间,出现了两个丰年,两个灾年,一个平年,结果1954年的大荒年使得农业减产,棉花、粮食供应不足,使得纺织等轻工业仅增长1%。而农业和轻工业构成了中国消费产品的几乎全部来源,消费品减少,商业就下滑,国家财政收入也跟着萎缩,因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头就是农业、轻工业和商业。财政收入不足,又会影响投资和重工业。所以,1954年和1956年的灾年直接影响到1955年和1957年的经济增长。

      只有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化所带来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和大型水利建设,才能对农业产生实质性的帮助。在此之前,农业脆弱的基础,在工业化的重压之下,显得格外需要呵护。

      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家庭,其收入无非是用于消费或储蓄。贫穷家庭的收入中大部分用于日常开销,仅有少部分能够进行储蓄,而一个贫穷的农业国的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积累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潜力,消费是大众现实生活的开支,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的后劲,而缺乏消费则国民无法正常生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积累比例太高,就如同饿着肚子干活,时间一长,身体必垮,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过上温饱生活的穷国,积累比例如果超过25%,则农业基础肯定吃不消。

      强行进行工业的高积累,则意味着农民必须减少口粮,这会构成长期的隐患!如果工业不能提供足够的消费品进行等价交换的话,农民则将消极怠工,减少粮食生产,这将是经济的灾难!如果再赶上连续的大灾年,则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商业和财政收入将遭遇灾难的平方!如果工业积累用于严重畸形的工业部门,而产生巨大浪费的话,情况将是灾难的立方!

      可惜,从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这三个“如果”全占了!

      “大跃进”时期的高积累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1957年时积累仅为24.9%,1958年则飙升至33.9%,1959年更是达到惊人的43.8%,1960年仍高达39.6%!如此之高的积累比例,势必严重破坏农业脆弱的平衡,农民不得不大幅减少口粮以保证工业发展。事实上,农民的人均口粮在1956年达到410斤的高峰之后,直到24年后的1980年,仍未超过当时的水平。农业的长期停滞,导致了整个中国经济的缓慢增长。

      “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农具、耕牛、鸡、鸭、猪等私有财富强行收归生产队所有,推行大食堂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结果一个季度就吃掉了半年的粮食。农民不可能再有农业生产的热情和责任心,这与斯大林时代集体农庄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再加上连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衰退,1958年的粮食实际生产了4000亿斤,1959年减少到3400亿斤,1960年更降到2870亿斤,棉花减产的情况更为严重。饥饿在农村与城市大面积蔓延开来。

      以农业惨重代价强行积累起来的重工业投资,却出现了惊人的浪费。钢产量被高度图腾化为工业化的标志,提出了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涨到3000万吨。“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景象确实出现了,这就是全国大炼钢铁的狂热之举。工业化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就连斯大林大搞工业化时,也只是从农业压榨出更多的原始资本用于发展重工业,但在进行重工业投资时,毕竟是按照相对合理的工业体系布局来进行。“大跃进”则推翻了所有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突出钢铁,不顾其余!工业化只有协调与平衡才能带来效益。结果钢铁仓促上马,突然发现电力不足,解决电力短缺时却又面临煤炭制约,想提高煤炭供应却又受制于运输,运输牵扯到铁路公路火车汽车,这些又连带着机械制造等行业。一马当先的“钢元帅”一回头,却突然发现后面大队人马无法跟进。再加上土法炼钢所生产的大量次品,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对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更是无以复加,重工业的发展彻底畸形,与轻工业的关系完全扭曲。

      经济危机从重工业的畸形扩张开始,过度积累造成了农业的破产,从而必然拖垮丧失了原料来源的轻工业,接着商品零售由于缺乏消费品而陷入恶性的萎缩之中,致使国家财政收入巨额赤字,不得不压缩投资规模,最终导致了重工业从1961年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衰退,重工业生产1961年比上一年下降了46.6%,1962年又同比下降了22.6%。钢铁从1960年的1866万吨跌到了1962年的667万吨,煤产量从3.97亿吨跌到2.2亿吨。这是建国以来出现的第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

      直到1965年,中国经济才逐渐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为了这一错误,中国浪费了整整8年宝贵的时间!

      【人民币的“物资本位”,再次遏制了恶性通胀的蔓延】

      建国以来,人民币的发行秉承了战争年代的“物资本位”的核心理念,选择了既不与美元卢布挂钩,也不与黄金白银挂钩,形成了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中国在货币制度上,借鉴了苏联卢布的“计划本位”的外部特征,形成了一套以“计划驱动”货币供应、以“物资调节”货币流通的机制。

      国民党在退出大陆时,运走了绝大部分黄金和白银储备,因此中国不可能像苏联卢布那样,建立与黄金挂钩的货币内在价值。同时,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法币改革之后,以英镑和美元外汇作为本国货币的发行抵押,导致金融主权逐步丧失,继而无法主导中国的经济命运,历史殷鉴不远,新中国决心要牢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人民币绝不容忍卢布、美元或任何外汇来影响本国货币的发行,无论该国是敌是友,中国货币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来操盘!

      中国的计划经济,无论从实际经验还是精确程度来看,都远达不到苏联的水平,货币供应如果仅仅依靠计划来驱动,就会出现不小的偏差,导致物价的大幅上涨。所以,最终货币供应的决定性因素不是计划,而是物价!

      三年“大跃进”最终崩溃之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毫无疑问,这次物价暴涨的源头正是由于货币超发。

      在“钢元帅”自我膨胀的过程中,中国基本建设规模呈现出“大干快上”的疯狂局面,违反规律和超高目标的追求,降低了生产质量的基本要求,结果就是大量无法完成的烂尾工程,积压如山的劣质产品。但是,这些项目和生产所需的资金,已经由银行按照政府的计划要求,放出了巨额信贷。中国的银行体系基本是模仿苏联而建,在“大财政,小银行”的框架中,银行只是政府的出纳,政府放话,银行出钱。这些投资所形成的工业生产能力及其产品,本该由商业部门从银行借来流动资金加以购买,然后转手出售,在实现商业利润后,再清偿银行借贷。但是,堆满仓库的残次品在市场中无法出售,商业系统在“生产多少,购买多少”的口号下,已经将自己深度套牢。银行出现了严重的工业和商业烂账,最终只能由国家来埋单。

      政府一方面承认仓库中无法出售的商品也算“完成了产值计划”,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财政虚收”所导致的惊人赤字。为了保证“大跃进”的建设规模,1960年的工业信贷比1957年飙升了12倍!更大的扩张形成了更大的浪费!60年代初,中国的财政赤字急速恶化,“大跃进”的三年累计财政亏空高达170亿元,相当于1957年货币流通总量的3倍以上!

      财政赤字迫使政府开始大印钞票,“大跃进”的三年中累计增发货币达72.89亿元,货币流通总量从1957年的52.8亿元,暴增到1961年的125.7亿元!在重工业生产严重萎缩,商品供应由于农业和轻工业陷入崩溃而极度匮乏的时刻,“大跃进”新增的2550万就业人口又增加了100亿元的购买力,更加剧了货币过剩与商品匮乏之间的尖锐矛盾。

      粮食和商品的极度短缺,使得国营商店的供应完全无法满足社会的最低需求,政府不得不大规模放宽农贸自由市场的限制,当海量货币杀进农贸市场时,疯狂抢购稀缺的物品的货币洪水,将粮食价格推高了10~20倍!一斤大米高达2元,一个鸡蛋开价5毛,一斤猪肉更是到了5元的天价,一只鸡几乎要吃掉普通工人小半个月的工资!60年代初农贸市场的物价水平,几乎可以与50年后的当今物价相提并论,而当时的工资仅为现在的几十分之一。

      这是建国初期平定战争时代遗留的超级通货膨胀以来,最为严重的全国范围的恶性通胀。国民党政府败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超级货币贬值的财富掠夺政策,引发了城市中产阶级对国民政府的信心崩溃。历史的教训,使政府意识到稳定物价已成为紧急而迫切的重要工作。

      在当时的中国商品流通市场,存在着国营商店与农贸市场两种价格,国营商店商品供应是计划管制,价格不高但商品奇缺,只能定量供给。农贸市场有商品,但价格高昂。控制通胀的核心问题,就是让农贸市场的价格逐步回落到略高于国营商店的水平。这样才能稳定社会,安抚民心。

      但凡粮食和轻工业消费品出现严重短缺之时,国家都会开始实施定量配额供给制。1921年的苏联如此,1948年的德国同样如此。1961年,中国开始对18类商品实施定量供应,从粮食、棉布、猪肉、肥皂,到香烟和火柴,都有额度限制,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更是推出了几十上百种地方定量供应的商品限额标准,许多地方甚至连蔬菜也要定量供给。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二两,口粮则普遍不足,农民每人每年供应棉布仅三尺。这些最低定量显然不能满足正常生活需求,只能是维持最低的生存状态。但这些最低定量至少稳住了关键商品的价格。

      如果说货币超发与商品短缺形成了物价飙升的现状,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有两种:一种是承认货币超发的现实,放手让管制商品的价格上涨,缩小国营商店与农贸市场之间价格的巨大落差,希望定量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减弱农贸市场物价上涨的动力;另一种方式,则是战争时代和解放初期屡试不爽的经典思路,既然物价上涨是货币超发所导致,那么降低物价的关键,就在于回笼过剩的货币,减少货币流通以适应物资短缺的现状。无论哪一种方法,成败的关键都在于要刺激商品的供应增加,减轻公众的生活压力,稳定社会情绪。

      第一种方式,以提价来应对货币超发,能够暂时刺激提价商品的供应,但会导致货币供应的进一步增加,社会未必能够稳定。因为计划商品提价,必然使公众的购买力缩水,政府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不致更加困难,只有增加工资,从而带来更多的货币供应,商品在提价的刺激下所带来的增量,在时间滞后和更多货币的追逐下,不一定能产生价格稳定的效果。结果很可能造成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反复提价,与工资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因此,提价消灭不了通胀,而且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通胀。

      第二种方式,以消灭过剩货币来对付通胀,显然这才是治本之道,而且是一招毙命,永绝后患。在陈云的建议下,提出了用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的基本思路。在定量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额外提供“高价糖果,高价点心,高价饭店”,让社会中的富裕阶层,例如在农贸市场高价出售粮食而获益的农民、有高收入保障的民主人士、高工资的职工、工商业吃定息的原资本家,增加一个补充营养改善生活的渠道,从而大量消费他们的过剩货币,同时并不影响其他群体的生活。当时,高价商品的定价原则就是“高到卖得掉,低到不脱销”。这一政策推行了三年,国家以高价商品大规模地收回泛滥的流动性,在稳定物价和保证市场供应方面产生了显著作用。但是,这一政策也产生了社会低消费群体的明显不满情绪。

      紧接着,刘少奇提出了对农民实行“高对高、低对低”的两种价格政策。所谓“低对低”就是国家在按计划的低价格收购农产品的同时,也按低价格提供工业消费品为交换对价;“高对高”就是国家和农民议价,用高价的工业消费品来交换高价农产品,并将农民在农贸市场获得的过剩货币进行回笼。

      1962~1964年,这两种办法在三年中总共回笼货币约45亿元,货币流通总量从1961年底的126.7亿元,到1964年末大幅减少到80亿元。农贸市场的价格开始逐步回落,物价稳定取得了明显效果。

      但是,仅仅稳定价格只是解决了燃眉之急,控制住了价格疯涨的蔓延。只有大量增加商品供应,才能从根本上扑灭通货膨胀的熊熊烈火。这就涉及如何调整“大跃进”所造成的不合理的物价体系。

      农业经济的崩溃,显然是由于极端的工业化政策,采用过低的价格转移农业财富而导致的恶果,为了弥补农业的损失,国家从1961年开始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压缩工业建设的规模,将国家经济资源重新向农业进行倾斜。1961年的农产品收购价比1960年提高了28%,比1958年提高了34.8%。

      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跳升,几乎立刻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效应。从1962年开始,以华东地区为先导,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开始出现粮食增产、农贸市场价格回落的现象。农业的触底反弹,带来了轻工业原料供应的增加,大量的消费品开始涌向市场,商业贸易重新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财政恶化的趋势被扭转了。到1965年,工业生产渐次复苏,多数企业开始扭亏为盈。除了煤炭等少数产品价格上升之外,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稳定。利润丰厚的化肥、西药,以及上海生产的日用热销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降价:1965年的消费品价格总指数比1962年下降了12%之多,平均商品价格下降了4.8%,农贸市场价格与国营商店的价格重新回到正常的范围之内。以“物资本位”对付恶性通货膨胀,再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1961年到1965年的5年经济恢复期间,货币供应在大幅收缩,而商品供应在快速增加,整个经济在物价下降之中重新繁荣起来。其基本过程就是,收缩货币以稳定物价,调整价格以刺激生产,当商品供应逐渐追赶上超发的货币之时,物价将进一步稳中有降。陈云等老一辈的财经领导人的实践,再次说明经济繁荣并不会必然带来通货膨胀,只有不负责任的经济与货币政策,才是通货膨胀最大的帮凶!

      1948年德国面对恶性通胀时的应对之道,与1961年中国反通胀的手法,都是在严重的商品短缺和货币泛滥所造成的极度混乱中,采取了大幅减少货币流通量,以缩小货币与商品的悬殊差距,最终都取得了稳定物价的效果。但是,从本质上看,德国与中国削减流动性的工具,体现出两种不同的货币本位之间的根本差异。德国是中央银行以“平衡票据”为核心工具,来压缩银行体系的资产规模,同时减少货币供应,而“平衡票据”其实也就相当于未来联邦德国的国债。这代表了在“国债本位”的货币体系中,收缩流动性的基本打法。

      但是,60年代中国的国债规模可以忽略不计,到1965年,中国成为了地球上唯一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难道没有国债就无法采用货币手段治理通胀了吗?很明显,国债并非是唯一的货币工具,也未必就是最优选择。用物资和商品,同样能够实现减少流动性的作用,也同样能够达到消灭通货膨胀的目的,而且没有国债内生的利息成本。在目前欧美各国所面临的国债困境,以及这种困境衍生出来的主权货币危机中,中国人民币的“物资本位”所取得的物价稳定和反通胀的巨大成功,难道不值得今天的世界各国认真借鉴和反思吗?

      货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国债或者外汇,是否就是一国货币发行所必须依赖的基础?这个规矩究竟是谁制定的?有没有更好的其他选择?这都是在当今世界的货币危机中,世界必须严肃思考的根本问题!

      反思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走回头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劣比较,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严格的计划经济,就好像在水缸里种树,缸与缸之间彼此隔绝,根不能连着根,藤不能缠着藤,枝叶不能勾连着枝叶,中间的全部营养交换只能在严格的计划规定下进行,貌似郁郁葱葱的一大片森林,但却形不成具备进化功能的生态环境。在这种刻板的人造森林中,杂草不能生长,花儿不能绽放,小鸟被限高飞翔,动物需分类圈养,狼虫虎豹绝迹,蛇鼠獐狍遁形,自然所赋予的物种之间内在的关联被人为割裂,这样的森林当然缺少生机,这种大山自然缺乏物产。如果计划不能赋予社会中各类人群以本能的生存动力,那么短缺就只能是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

      【工业化的变轨与加速:中国错失了机遇】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轻工业90%的原料都是源于农业,而重工业所提供的技术装备大部分都服务于轻工业,用以生产最终的消费产品。农业天然的低增长速度,必然限制向轻工业提供原料的潜力,在直接制约轻工业发展的同时,也间接制约了重工业的扩张,从而导致商业贸易和财政收入的低增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被农业牢牢地限制在低增长的轨道之上。

      此时,只有轻工业的突破,特别是在原料来源方面的突破,才能打破经济增长的瓶颈。

      欧美工业化过程中,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德法搞的“煤钢联盟”,将钢铁作为工业的主要原料,把煤炭当成动力的主要来源,表明了在50年代初,钢铁和煤炭在世界工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但是,中东地下沉睡的石油之海,彻底改变了世界工业化的发展轨道。

      从1946到1950的短短五年之间,平均每年在中东发现的石油资源就多达270亿桶,相当于当时世界石油年产量(约30亿桶)的9倍!源源不断的石油从中东涌向全球,西方在石油极大丰富的时代,享受到了空前美好的经济繁荣。超级丰富的供应,带来了超级低廉的价格,60年代西方石油价格仅为每桶1.5美元。

      石油的大规模廉价供应,不仅带来了西方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石油的衍生产品,从根本上突破了轻工业原料来源于农业的制约!石油化工的异军突起,带来了化学工业的革命:合成氨的大规模生产,刺激了化肥的急速增长,直接突破了农业生产的瓶颈;化学农药的使用,对于防治农业的病虫害起到了巨大作用;尼龙、涤纶、腈纶等化学纤维,在纺织业中大量替代了棉花和动物皮毛;塑料的出现,替代了日常生活中,从锅碗瓢盆到桌椅板凳等家庭装备,在工业原料中,从汽车的零部件到集成电路都离不开塑料,在建筑行业,塑料被大量替代钢铁、木材和水泥,在包装行业,塑料薄膜、塑料袋遍布市场;合成橡胶在各种轮胎、传动带、胶管等工业用品中大大超越了天然橡胶,在雨衣、胶鞋等生活用品领域,极大地丰富了生活。在涂料和胶粘剂工业中,新兴材料同样大放异彩。

      自五六十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出现了汽车、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四大件”的消费品热潮,这些产品都离不开石油化工在轻工业原材料领域的重大突破。石油化工的基础产品乙烯,成为新经济时代的宠儿。美国从1940到1980年的40年间,乙烯产量由40万吨增长到1300万吨,激增了32倍!

      在现代生活中,在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所有消费品当中,来源于农业的直接产物,已经倍感稀缺。曾几何时,的确良的衬衫是如此稀罕,腈纶的面料非常抢手,人造皮革的夹克光彩时尚,解放牌胶鞋遍布大街小巷,三合板的大立柜替代了纯木家俱,合成材料的地板大规模进入家庭,超白的涂料使房间更加明亮,硬质塑料的切板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逛菜市场的家庭主妇的手中不是网兜就是塑料袋,这所有的一切,没有石油化工所引发的材料革命,都将不复存在。来自农林作物的消费品原料,被人工合成的数以万计的新材料全面取代了。石油化工对轻工业所造成的革命性冲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消费时代!它使工业化的进程,发生了剧烈的变轨。

      当中国仍在强调“钢元帅”在工业中的伟大作用时,世界工业化已经峰回路转,轻工业的原材料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摆脱了国民经济对农业和天然材料的深度依赖,将工业化水平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到1965年,中国经济刚刚从“大跃进”之后的大衰退中走出来,紧接着又直接跌入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经济停滞之中。虽然石油化工的很多技术和理念已经传播到中国,但是,在中国的工业中还没有来得及大规模普及,由工业自身积累来代替农业积累的转变远未实现,从而错失了一次根本性的工业化变轨机遇。

      如果说石油化工彻底解决了轻工业原材料对农业的依附,带来了工业化的重大变轨,那么电子工业与计算机的突飞猛进所引发的工业自动化革命,则将工业化在新的轨道上骤然提高到了第一宇宙速度!

      1947年晶体管在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诞生,以及1958年集成电路的横空出世,带来了以集成电路为核爆炸中心、以摩尔定律为冲击波速度、横扫工业一切领域的自动化浪潮。

      自动化将生产过程中的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判断和反馈,并控制机器最终完成了人类所无法企及的超高速度、超高精确度和超高强度的自动连续生产,工业生产的速度和质量获得了本质性的提高。自动化第一次将信息从工业过程中剥离出来,这次伟大的分工创造出一个单独的工业分支,这一分支以计算机为大脑,以集成电路为脊梁,以网络为四肢,以海量信息为粮食,在重工业领域中,创造出了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技术装备,这些装备在轻工业体系中,将生产效率提升到工业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境界。在“工业的森林”中,不再是机械和独立的生产孤岛,而是进化成密切联系、高度智能、完全整合的“生态环境”。自动化不仅解放了人类的体力,更激发了人类大脑的潜力,从控制生产过程向促进科学管理进化,从工业生产向社会生活渗透,自动化所催生出来的信息化,将更为深刻地改变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

      中国在50年代苏联援助的156个大型项目中,获得了工业化扩散所带来的巨大效益,大大缩短了与世界经济的差距。但是,从1957年到1970年,在世界工业化开始变轨和加速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经济却处于衰退与复苏的挣扎时期。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流放”所带来的封闭与隔绝,对中国工业化的后劲造成了深重的内伤,中苏关系的恶化,进一步断绝了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最新技术扩散的渠道。在无法摆脱农业对工业化的先天制约的枷锁中,中国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政治斗争则加速了前期工业化成果的恶化。50年代尚属先进的工厂,在60年代世界工业的剧烈创新浪潮中,已经陈旧落后。世界范围的重大技术革命,造成了中国工业的加速折旧。企业上缴了主要利润,大大削弱了技术升级所必须的资本积累。当这些宝贵的工业利润被投入到基于旧技术的低效益和高浪费的扩张时,则进一步扭曲了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封闭的环境中,投资造成了增长的幻觉,但是一旦参与外部竞争,整个工业体系事实上已经处于破产状态之中。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好比一个被“孤立的愤怒的巨人”,这也正是美国所期待的“经济流放”的效果。不过,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且对中国有利的变化。美国在越南日益面对失败的最终结局,国际声望跌至谷底,国内反战情绪高昂,苏联的影响力日增,美国势力在全球面临着大幅收缩的窘境。此时,中苏关系的恶化,使美国看到了中国的利用价值。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深度衰退,寻找新的海外市场就成了欧美各国最急迫的任务。

      中国抓住了这一时机,于1973年提出了“43方案”,准备在3~5年内,大规模引进43亿美元的石油化工与钢铁制造的成套设备。中国终于明白了石油化工对于轻工业摆脱农业制约的重要性,在引进设备中将化纤、化肥、化工设备放在了优先的位置上。

      70年代的“43方案”,是继50年代的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之后,中国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吸收技术扩散的计划。后来,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配套和改造,总投资约200亿元,兴建了27个大型工业项目,计划到1982年全部投产。这一计划的实施,为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就在中国工业化快速起步与不断挫折之时,中国百年来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正在工业化的道路上急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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