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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筱苏(史念海)先生 ——“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纪

记忆中的筱苏(史念海)先生 ——“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纪

  • 分类:学人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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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东宣传处
  • 发布时间:2015-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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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筱苏(史念海)先生
——“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之二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我第一次看到筱苏(史念海)老师的名字,是在1978年初夏。我因年龄超过三十一足岁,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无法报名。到1978年研究生公开招生时年龄放宽至四十足岁,又没有学历要求,就抓住这最后机会。当时只是为了圆此生“考大学”的梦想,并未寄多大希望。初试结果我获得复试资格,按规定可以享受十天复习假,这才临时抱佛脚,一本正经地复习了。知道复试时要考专业了,但家中和供职的中学根本没有历史地理方面的书,只能去上海图书馆。到了参考阅览室,才发现其他考生早已捷足先登,周围坐的几乎都在准备复试。那天我到的早,居然顺利地借到了《中国历史地理名著选读》。正看着,一位读者过来问:“你是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吧?”因为此专业在上海只此一家,他一猜即中。原来他就是报考复旦历史系的顾晓鸣,经他介绍,认识了同时在复习的、以后成为同门的顾承甫等人。原来他们是因为借不到这本专业性很强的书,肯定室内已有同专业的考生,才找到我的。在他们的桌上,我看到了史先生所著《河山集》和侯仁之先生所著《步芳集》。

  在以后几天里,我第一次读《河山集》,尽管我那时毫无历史地理专业基础,更不懂他所论述的具体内容,但读来觉得明白易懂,引人人胜。其中的《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一文的内容我以前并不了解,但读后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以后撰写《西汉人口地理》时还在运用于论述关东的经济地理基础。对三国和诸葛亮的历史我是比较了解的,有关史料大多看过,史先生的《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却使我耳目一新,因为此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还能这样考虑问题。

  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后,我开始在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的指导下,比较系统地学习已有的研究成果,史先生的《河山集》和其他论著自然在必读之列。但直到1981年10月我作为谭先生的助手随同他去陕西师大开会,才有机会瞻仰史先生的风采,接受他的教诲。10月17日清早,谭先生与我在上海登机,经停南京、郑州,下午1时半才到达西安机场。那时没有手机,连打电话都不方便,史先生早早就在机场等候。在出口处,我第一次见到史先生。尽管已年近七旬,身材魁梧的他精神矍铄,热情地向谭先生问候,扶持上车。到了学校专家楼,史先生详细询问助手和接待人员,知道全部安排妥当了才放心。

  这次会议安排了考察壶口瀑布。10月21日一早不到8点就出发了,一行四十余人坐一辆大客车,中午就以面包充饥,翻山越岭经过黄龙山脉,晚上7点半才到达宜川。第二天5点半就出发,在孟门山下的公路桥步行至对岸的山西吉县,又返回北行,近距离观赏瀑布。陈桥驿先生在现场讲解,将《水经注》中的记载与现场一一对照,说明自6世纪来地貌的变化。下午从宜川返回,途经白水县晚餐。由于路程长,路况差,直到午夜1时才回到专家楼。史先生全程同行,还要兼顾安排,比大家更劳累,但第二天早上又出现在专家楼。谭先生对他说:“你胆子真大,带着我们这批老头走那么一次。”史先生笑着说:“这条路我走了不止一次,没有问题的。”原来在文革后期,陕西省军区为了落实战备,请史先生为他们研究历史军事地理,专门调拨一辆吉普车给他用,史先生如虎添翼,走遍了黄土高原各地,为《河山集》开了新篇。

  1986年秋,谭先生应河南安阳市之邀参加七大古都的论证会。安阳应列为七大古都之一的观点是谭先生提出来的,得到了由史先生发起成立并担任会长的中国古都学会的响应和肯定。会议期间考察安阳、内黄、汤阴等地,谭先生和史先生全程参加。当时一些考察点尚未通汽车,离公路有一段距离,有时还是走山路,史先生健步如飞,毫无倦容。去内黄时一路黄沙滚滚,从停车处进寺庙时就像走在沙漠中,步履维艰。看史先生踩着稳健的步伐,我仿佛看到了《河山集》中他考察过的路程在不断延伸。

  第一次见到史先生时,他就对我说:“我也是谭先生的学生。”关于这段历史,在我为谭先生起草自传稿时已经听谭先生说过了。其实史先生只比谭先生小一岁,出生于1912年。不过因为谭先生上学早,中间又跳了几级,所以到1933年,谭先生已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并在辅仁大学兼中国沿革史的课了,而史先生上学较晚,还是辅仁大学的学生,选修了这门课。此后,史先生就与谭先生成了禹贡学会的同人,并且是学会的驻会会员、顾颉刚先生的学生,与谭先生师出伺门。中国地理学会设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后,他与谭先生同为副主任。他还担任过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省民主党派负责人。但他对谭先生一直执弟子礼,往复信函中都是如此,前辈的谦恭风范令人感动。

  但在学术讨论中,他们却总是当仁不让,毫不含糊。上世纪70年代末,谭先生研究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意外地发现了一条《山经》中记载的下游河道,并对西汉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作出了多次改道的新说,撰写了2篇论文,其中涉及史先生以往论著中的观点。谭先生将文稿寄给史先生提出商榷,史先生仍坚持己见,复长函辩论。谭先生进一步查找文献,仍不同意史先生的观点,又逐点讨论,并最终写出论文公开发表。有一次他们对陕西本地作者王重九的一篇论文产生分歧,谭先生认为王文不失为一家之言,可以在《历史地理》上发表;史先生觉得王文学术水平差,观点牵强,不值得发表。他们之间不仅书信往复,还当面发生争执。我见他们言辞颇激烈,又不便插话,只能避之室外。但等我返回时,他们已恢复平静,继续谈其他学术问题。他们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并未受到学术观点不同的影响,当史先生的历史军事地理论文结集出版时(即《河山集》四集),谭先生热情地撰写序言,给予高度评价。而当谭先生主编《国家历史地图集》时,史先生欣然出任编委,担任农业图组主编。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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