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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为商人立传的尺度

司马迁为商人立传的尺度

  • 分类:学人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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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东宣传处
  • 发布时间:2015-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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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为商人立传的尺度

  《史记·货殖列传》内列举的商人,除了齐太公、管仲两位先从商,后从政的特殊人物外,详细者说明其事迹者共有十八人,其中七人为属于春秋战国时期;另有九人属于西汉时期,当中有一些是与司马谈父子同时代的人物。关于本传的立意,司马迁开宗明义地说:「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1]由此可见,太史公是立意要把一些具体才能富翁的事迹记下,加以表扬,让后世得以参考,即是说此传之人物在司马迁眼中都是正面人物,传内文字是倾向褒扬性质。

  到底司马迁选取人物时的尺度为何,是本文要处理的基本问题,故不得不先把传内相关史料列出,并加以分析,现分类如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

人名 行业 史料
范蠡 商业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 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 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子贡 商业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 商业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 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着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 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 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猗顿 工业 猗顿用盬盐起。
郭纵 工业 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 畜牧 乌氏裸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裸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巴寡妇清 矿业 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裸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富人商才辈出,是基于当时人口急遽上升以及战争导致需求增加,加上各国多推行自由贸易,商业发达,从上述可见,这时期的商人多数从事矿业、盐铁业等生意。西汉初年,天下一统,政府又开放关卡、山林、川泽[2],故此商业仍然发达[3],此时期具代表性的商人,则可见于下表:

人名 行业 简介
蜀卓氏 工业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 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 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 工业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 工业、商业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曹邴氏 工业、商业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刀间 商业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师史 商业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宣曲任氏 商业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 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 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桥姚 牧畜 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锺计。
无盐氏 子钱家 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关中诸田 不详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
其它 不详 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西汉前期的巨富,仍然以工商虞业为主,同时又有了具资本主义特色的借贷业的商人出现,可见战国至汉武帝前期社会经济发达,导致商业人才辈出的社会现象,更重要是上述不过是业界的龙头人物,至于中小富户,实在多不胜数。

  综观上述春秋至西汉的人物,我们不难发现,诸多风云人物之中,独不见名扬天下的巨富吕不韦,也没有洛阳贾人桑弘羊家族[4],司马迁在另一列传中指出「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5]若论身家,桑弘羊家族的具体情况则不得而知,惟桑弘羊的情况不作说明些甚么,因与他同时代的巨富卜式,也不在本传之中。但是,吕氏的身家财产实不亚于上述富人,可是〈货殖列传〉偏偏对他只字不提。虽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货殖列传〉只记「布衣匹夫之人」,但事实上传内也简单介绍过曾经从商的姜太公[6],而商贩出身的管仲也一样名列其中[7],陶朱公又曾经是杰出的政治家,虽然日后以平民身分从商致富,但仍非一般的平民,由此观之,司马迁于本章并不把政治家排除于外。事实上,吕不韦确实以平民身分成为巨富,因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后来才有足够的资本「钓奇」[8],此正合乎司马迁所说布衣匹夫之人而起家一点,惟吕氏独不见于〈货殖列传〉之内,那一定有更深层的因由。

  其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早已一针见血地强调贤者富人应当「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9]正正如此,吕不韦就不在其中,这是反映了司马迁眼里,他们虽然有智有谋,可是有害于国家政治,甚至是妨碍百姓之奸商,尽管他们都在商场取得成功,可是不谈仁义,不守礼节,故太史公不在本传加以记载。

  简言之,吕不韦没出现在〈货殖列传〉是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有害于国家、社会,不行仁义

  第二、另有列传专门记载,但非主因,因姜子牙(〈齐太公列传〉、管仲(〈管晏列传〉)也有

  第三、不是布衣匹夫之人,也非主因,因他是先富后贵,也是白手兴家

  其实,在传内亦有他人符合上述之二、三点,那人就是孔子的学生子贡,他既另有〈仲尼弟子列传〉专门记载他的事迹[10],但同时记于〈货殖列传〉之中,可见第二点并不构成不把吕不韦写在本传的原因。更重要是,春秋时期的子贡亦非「布衣匹夫之人」,而是杰出的政治家兼商人,他先后于卫、鲁等国出仕[11],他与吕不韦的情况大同小异,也是先从商后从政,此刚好与范蠡先政后商相反。由此推之,吕不韦的名字不被司马迁写在本传的主因,并非因他是政治家的身分,而主要是他不符合「不害于政,不妨百姓」一点。在〈吕不韦列传〉中,虽然没有直言批发,可是司马迁不经意地把吕不韦投机取巧的性格暴露出来,对吕氏作了秉直的记述,清人吴见思在《史记论文》中说:「(太史公)写吕不韦阴谋,始而贾国,终而贾祸,一篇权术狙诈,写来如见。」[12]吴氏之言,正说出司马迁对于吕不韦的隐含评价,其不齿吕氏的为人处事,此与〈货殖列传〉对他只字不提大概不谋而合。

  事实上,司马迁并非如班彪、班固父子眼中般看轻仁义而重货殖的人。[13]《史记》列传的第一篇,正是不重生死重仁义的伯夷、叔齐二位义人的列传[14],司马迁自述「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15]而列传中最后一篇,则是讲述道义商人事迹的〈货殖列传〉,全书首尾呼应,都是以仁义归宿,如此铺排,均可见太史公绝非班固口中所说「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之人。

  若细心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他不只一次引用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6]的名句,此充分反映了司马迁的价值观倾向,汉代向来用钱有卖爵赎罪的惯例[17],司马迁在三十七岁之年,因李陵之祸得得罪而狱,然而他的家境并不富裕,又没得到朋友的帮助[18],后一年,因没有足够金钱免罪而遭受腐刑有关[19],自此,司马迁对金钱当别有一番感受。当他提及秦国寡妇清之时,他也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其谓「夫裸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20]他说富人之所以能够名扬天下,就能像子贡与寡妇清一样可以跟国君分庭抗礼[21],是因他们富裕的家财而提升其社会地位,而因受腐刑而使其自我形象低落的太史公,对分庭抗礼的富商产生无限的仰慕。司马迁以别人的成功反托自己的不幸,他一再引用管子的名句,反映了其主张先现实而后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故他在〈货殖列传〉开宗明义说:

  「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22]

  这个情况大抵是属于司马迁的自白一般,他不是如一些人口中那样般反对仁义,而是反对只说不做,空谈理想之人而已,他更认为即使是崇高的理想,还是要靠金钱加以实现,故他在记述子贡的事迹时,不忘把孔子得以名留青史的原因归功于孔门弟子中亦商亦政的子贡,他说:

  「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23]

  此语恰恰反映他现实主义的倾向,他不把孔子视作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客观地承认名扬天下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力量支持,如果没有一定的资本,孔子也无法周游列国弘扬他的学说。

  故此,司马迁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24]他认为追求富裕是人之所欲,而以才智致富者,需加以表扬,但是必须要「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25],这就是司马迁撰作〈货殖列传〉的最重要的尺度。事实上,这样的人,数目之多,实在是「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26]此足可反映当时社会经济之发达。故此,司马迁只是选择其中有代表性者,加以记录,惟一些理应在本传的人,却因「犯奸而富」,而不获记录,那正是奇货可居又有害于政,又被清人李景星评为千古第一奸商的吕不韦[27]!

  总言之,〈货殖列传〉为商人立传,其最重要的尺度仍在仁义,而非独看功利一面矣。

注释:

[1] 《史记·货殖列传》,第3277页。

[2] 宋叙五:《西汉商人与商业》﹝香港:新亚研究所,2010年﹞,第一页。

[3]《汉书·食货志》,第1132页记晁错于文帝初年的情况:「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 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 操其奇赢,日游都市, 音居宜反。」 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粱〕肉; 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4] 《史记·平准书》,第1428页:「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索隐】按: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细。今言弘羊等三人言利事纤悉,能分析其秋毫也。」

[5] 《史记·吕不韦列传》,第2505页。

[6] 《史记·货殖列传》),第3255页:「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舄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7] 《史记·货殖列传》第十卷,第3255页。

[8] 《史记·吕不韦列传》,第2508页:「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 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 ,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 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9]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319页。

[10]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1921-1945页。

[11] 《史记·货殖列传》,第3258页。

[12] (清)吴见思:《史记论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13] 《后汉书·班彪列传》,第1325页:「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闲。武帝时,司马迁着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汉书·司马迁列传》,第2738页:「(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14]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46页。

[15]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3312页。

[16] 《史记·货殖列传》,第3255页;《史记·管晏列传》,第2132页。

[17] 宋叙五:《西汉货币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18]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第119页。

[19] 《汉书·李广苏建传》,第2439页:「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 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汉书·司马迁传》记太史公述:「故祸莫憯于欲利, 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 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 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 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

[20] 《史记·货殖列传》,第3360页。

[21] 《史记·货殖列传》,第3358页。

[22] 《史记·货殖列传》,第3272页。

[23] 《史记·货殖列传》,第3258页。

[24] 《史记·货殖列传》,第3271页。

[25] 《史记·货殖列传》,第3282页。

[26] 《史记·货殖列传》,第3282页。

[27] (清)李景星《史记评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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