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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戴逸:毛泽东称我们还靠着乾隆吃饭

历史学家戴逸:毛泽东称我们还靠着乾隆吃饭

  • 分类:学人学术
  • 作者:
  • 来源:东宣传处
  • 发布时间:2015-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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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戴逸:毛泽东称我们还靠着乾隆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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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

  戴逸是江苏常熟人,那个江南小城为当代中国人所广知,缘于阿庆嫂的那句台词“听说新娘子是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

  戏词自不足论,但这常熟城里辈出文人却是史实,譬如明清之际领袖东南文坛的钱谦益,譬如康熙朝有“画圣”之称的王翚,譬如先在弘德殿行走后在毓庆宫行走、一身而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的翁同龢……

  戴逸——时名戴秉衡就出生在这文邦彦土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父亲教过私塾,平日广结文人墨客,江南著名藏书家铁琴铜剑楼就在我家对面”。

  戴逸说他对历史的特殊兴趣是从看连环画开始的,“我的家乡有一批以出租‘小人书’为生者,他们背着破旧的藤篮或皮箱,里面塞满各种各样的连环画,租金便宜公道,一个铜板可以租好几本书。每本历史故事书我都是津津有味地看了又看,爱不释手”。

  在诸位“租书人”中,孩子们独独喜欢纠缠一位着旧长衫者,因为他会“说书”,能把岳飞、李逵、杨家将讲得生动飞扬,栩栩如生,让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如今的清史大家说:“连环画是我最早的历史书,那位‘说书人’是给我启蒙的历史教师,如果没有童年的这段经历,我对历史的兴趣会长眠心底。”

  戴逸曾用“酷嗜”二字形容童年时对文史书籍的喜爱,为了把一套印刷精美的《薛仁贵征东》买到手,他向家人有哭有闹各种手段用尽;上中学数理化压得人喘不过气,可常熟城里的几家古籍书店依然是他的“课后乐园”,直“乐”到头晕眼花、腿痛脚麻才作罢。他的老师、亲友中很有几位清末秀才、举人,他就时常请教“经史子集”。“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独坐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彤管,朱蓝粲然”,他为自我写照,寥寥数语可见文言功底。

  1946年夏,已在上海交大铁路管理系攻读一年的戴秉衡作出一个令家人、同学惊异的决定:投考北大历史系。理由是:本就心仪北大历史系,可报考大学时北大尚在西南联大;如今北大回到北平,而且到上海招生,更“碰巧”的是考试点就在他宿舍楼下……

  ——今天有学者认为,当一个人进行某种选择时,譬如职业抑或课题的选择,是有情怀介入的,选择的背后有人生、有境界。以此观戴秉衡弃工学史,显然他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童年与少年情怀,命途以如此方式转折,似乎只有四字好解:因缘际会。

  “初到北大,我一心只想埋头苦学”,1946年的北大,名师荟萃:沈从文、贺麟、郑天挺、陈垣、向达……最让他惊异的是北大图书馆,“许多我小时听家乡老先生说起过、却从未见过的古籍,就摆在书架上,让我喜欢得不得了。”复校后的北大校园并不平静,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同国民党军警当局屡发冲突,已是学生会干部的戴秉衡也被列入黑名单,并在报刊通缉。1948年深秋,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他逃往华北解放区。

  几经周折,戴秉衡在古城沧州与解放区干部接上头,在填写表格时,接待人告诉他:“改个名字吧,以免有事连累家人”,戴秉衡略一思索说:“我是逃出来的,就叫戴逸吧!”

  此后,戴逸与戴秉衡的最大不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在正定华北大学培训学习,戴逸感觉“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既新鲜、惊奇,又兴奋、感佩,对共产党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这大抵可以代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在解放前后的普遍心情,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丧失人心,都促使这一代知识分子热诚地拥抱马列新学说,服膺共产党。

  培训结业后,戴逸留华北大学工作。北平解放后,随华北大学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正是如今平安大道上的保留项目,“段祺瑞执政府”的所在地。

  戴逸能够凭藉《中国近代史稿》在1958年的中国史学界脱颖而出,犹如冰山一角,全凭水面以下近10年的积累。1951年,他是著名党史专家胡华的助手,同时攻读研究生课程,并写作、发表了20万字的《中国抗战史演义》,因采用传统的章回体形式,得以在电台连播,这年戴逸25岁。这之后,老一代史学家尹达教授调离人民大学,为研究生班讲授中国近代史的任务就落在戴逸肩上。一方面是小老师、大学生的课堂局面,另一方面整个国家的近代史研究刚刚起步,没有一本适用教材。戴逸说那是他一生中最投入最用功的时期,“经常开夜车通宵达旦”。在几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起一部学术专著的框架,再经两年多笔耕不辍,完成了这部开风气之作。因了这项突出的学术成果,戴逸参加了1959年的全国群英会,1961年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

  就戴逸而言,史学之路开端顺畅,但五、六十年代的史学界,常起烽火硝烟。1964年发表的《论清官》,为他带来“文祸”:“文革”一开始便被“抄家”批斗,戴一顶“清官帽”在人大校园内游街示众。再后来,蹲“牛棚”、扫厕所、安玻璃,“什么杂活都干过”。“曾经有过一段逍遥的日子,我在家里给孩子‘开私塾’,讲几何、物理……”

  将2吨重的书籍卖给废品站后,他去了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分在二连养猪班,一共20多头喂不肥的“老头猪”,猪倌却都是国字号的“反动学术权威”:胡华、吴树青、项充、戴逸……每天挑泔水、起猪圈、做饲料、值班守夜,同时还要开展革命大批判。看这些“老头猪”总也长不肥,戴逸买来多本养猪指南,“左看右看,但是操作起来就是不行,不会养……”

  此时中国人民大学已经解散,这些干校学员差一点被“就地分配”,多亏江西方面拒收,人家不愿背“年老体弱工资高”的包袱。后来的转机来自林彪“九一三”事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由此开始了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重新思考……

  纵观戴逸的学术人生之路,大抵可以总结为:大器早成,中岁蹉跎,晚年达于顶峰。

  成为学界名人,被人最常问及的便是:“成功法则”,戴逸教授曾著文总结为“四字境界”:勤、苦、乐、迷。平日谈吐中,他又合并简化为两项:志趣和投入:“干自己喜欢的专业,有废寝忘食的投入,投入愈大获得的乐趣愈多,再激发起更大的投入,循环反复其乐无穷”,他的经验是,视专业如同恋情人,“全部思想感情专注在她身上,每时每刻都惦念她,一往情深如痴如呆,在其他问题上则心不在焉……”

  正所谓“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探讨“戴逸先生的成功之道”,他的几位学生有不同角度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前任所长罗明教授认为:“戴老师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两个字,一曰精一曰通,精是说他有非常结实的文史底子,阐发见识有厚度,青年时代就得到诸位史学前辈的赏识不是偶然的。通是说他学识广博,不狭窄,目前高校的学科教育就存在窄的问题。”他的另一位学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任总编辑王俊义认为:“戴老师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个方面的贯通,一是纵向的前后通,按史学界通行的划分,清史以1840年为界划归两端,之前为古代史,之后为近代史,以往是两批人分头搞,戴老师则前后都搞。二是从横向左右通,他编撰《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讨论,学术视野开阔。”戴先生的女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的黄爱平教授认为:“戴老师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大家,他的旧学功底深厚,但又和完全的旧学不一样,他接受、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方法,但又和我们这些在新中国长大的学者也不同,我们没有那种坚实的文史哲功底,这也是后来人无法企及的。”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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