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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全球史中的帝国主义

西方全球史中的帝国主义

  • 分类:学人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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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东宣传处
  • 发布时间:2015-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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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全球史中的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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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全球史中的帝国主义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2期 作者:董欣洁
  内容提要:帝国主义是历史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本文考察了西方全球史对帝国主义的相关研究,从其如何界定帝国主义,及其把帝国主义作为竞争性社会组织和作为不同地区人类互动路径的三个方面的分析入手,认为西方全球史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从批判逐渐趋于宽松,而其把帝国主义视作竞争性组织和互动路径的做法,从开阔学术视野的角度而言自有其积极意义,但是难以对不同历史事件或进程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与解释。这实际上暴露出西方全球史在基本历史文化立场方面的局限。
  关 键 词:西方 全球史 通史 帝国主义 列宁
  作者简介:董欣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学界一般认为,“帝国主义”(imperialism)这个概念本身是在19世纪中后期欧洲列强殖民扩张时期出现的,有关其定义不少。爱德华·W.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帝国主义引出了各种问题、怀疑、争辩和意识形态问题。①这实际上说明了帝国主义相关问题研究的复杂性。例如,《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将帝国主义定义为:“国家扩张势力与领土的政策、行为和主张,特别是经由直接占领土地或对其他地区进行政治与经济控制来实现。”②在我国,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帝国主义”意指“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它的基本特征是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形成金融寡头的统治”,同时也指帝国主义国家。③
  实际上,虽然帝国和帝国主义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前就已存在,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即现代的帝国主义与此前的帝国主义是有明显区别的。列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这个本质区别,即“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④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不是简单的一种对外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金融资本形成统治。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具有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⑤列宁分析批判了考茨基和霍布森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指出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表现出特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一阶段比从前要快得多,只是发展更加不平衡。⑥
  帝国主义时代同时也是殖民主义时代,或者说这一时期的帝国主义是一种殖民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列强而言,殖民地对于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扩张需求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其残酷压榨和血腥掠夺自然激起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发展,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土崩瓦解。二战之后,国家主权原则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成为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到20世纪50年代末,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幸存的老帝国已经清楚,有形的殖民统治得彻底放弃”。⑦与二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化相适应,帝国主义也在发展自己的新手段和新途径,从有形的直接统治向无形的间接统治转化,并竭力美化其侵略行径。“当代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名词,所描述的便是帝国主义并未停止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掠夺和扩张的现实。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把各国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一国内部往往会有其他国家的利益存在,这就使得通过武力扩展有形边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比二战前大大降低,而像经济安全或文化安全这样的无形边界如何操控,成为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们殚精竭虑的问题和任务。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现时代帝国主义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有效形式就是跨国公司,借此实现其利润最大化。跨国公司的活动范围要比传统的、有形的殖民帝国的疆域广阔得多。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殖民时期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控制程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借民主、自由和人权之名,推出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国家主权终结论”、“国家主权过时论”等种种花样翻新的帝国主义性质理论,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行野蛮掠夺和残酷剥削之实,不仅要攫取巨额的经济利润,而且大肆输出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标准和思想观念,甚至公开践踏国际法,粗暴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试图重塑世界。
  现时代帝国主义的突出特点,正是寻求建立一种拥有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的全球性机制,力图使自身合法化和普世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其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中甚至暗藏凶险和陷阱。以中国为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汇率战、金融战、能源战、粮食战,等等,企图攫取巨额暴利(在有些领域已经获取了巨额暴利)。这已经对中国人的日常生产和生活造成深刻的不利影响。换言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维护好自己的有形或无形的各种利益边界,即维护好各领域、各层次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防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金融等手段转嫁危机,保护自身多年建设的成果,否则本国人民付出种种代价、通过辛苦劳动获得的经济发展红利,就有被发达国家跨国垄断资本以各种明暗手段吞噬的可能。这就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要充分重视帝国主义的当代表现和动向,提高对复杂国际局势的应变能力,切不可坐等问题不断蔓延以致贻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我们必须警惕某些西方学者所声称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它已经让位于国际公司资本主义”,⑧或者“应该用帝国概念来代替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概念已经过时”等⑨为西方霸权主义张目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也正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帝国主义的各种当代表现和动向,而且应当充分重视和深入考察西方历史学对帝国主义的相关研究。
  二
  在西方学术界,“帝国主义”一词本身是一个寄托着复杂含义与情感的概念。正如有学者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英美精英文化中曾经具有积极意味,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则再难以公开地为其唱赞歌。⑩不过,这并不妨碍西方学界或明或暗地为其国家的帝国主义行径开脱。特别是在历史编纂学领域,西方始终有一些学者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辩护,或者有意地淡化西方帝国主义的残酷血腥色彩。
  例如,1932年出版的由美国史学家海斯、穆恩、韦兰三人合著的《世界史》一书,将帝国主义解作“文明国家要统治较弱的或者‘落后的’民族,如非洲的黑人和印度各民族,这种欲望和政策就叫做帝国主义”。(11)该书将欧洲各国对亚非拉地区的血腥殖民和侵略美化成“一点一点地把它们的文明传播到全世界”,而“要引导千百万陌生人走上欧洲文明和进步的道路是一个负担,而且是一个沉重的负担”,(12)这堪称是一种极端观点,显然是对客观人类历史的蓄意歪曲。该书还将欧洲强国推行帝国主义的动机归纳为四点:(1)爱国者渴望使他们的国家拥有更多的领土;(2)商人们渴望得到可以销售制成品和获得原料的殖民地,还想在他们自己的国旗保护下的矿山等处投资,这种经济动机也许是帝国主义最强烈的原因;(3)认为占领某一地区是国防所必需;(4)传教的精神——渴望使落后的种族开化或者基督教化。(13)不难看出,其中对帝国主义的美化维护与主观臆断溢于言表。但即便如此,该书上述文字也难以掩盖帝国主义“渴望得到可以销售制成品和获得原料的殖民地”等重要特征。
  20世纪中期以来,作为西方世界史重构潮流的产物,西方全球史以研究“跨文化互动”为宗旨、追求中立价值判断,涌现出众多的通史和专题研究论著。与西方传统的带有明显“欧洲中心论”色彩的世界史研究相比,全球史在破除西方惯有的文化偏见方面做出了更加积极的努力,在世界通史编纂领域进行了颇有价值的学术探索。在总体上,专题类全球史著作固然也含有对帝国主义的相关研究,如克罗斯比的《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等等,但此类研究主要仍体现在通史类的全球史著作当中。因此,考察西方通史类全球史著作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西方学者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而且也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西方全球史的特点和内涵。
  (一)全球史对帝国主义的界定
  纵观西方通史类的全球史著作,可以看出,从20世纪中期以来,其对帝国主义的界定颇具差别。
  作为全球史观首倡者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1978年出版了其所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该书在“欧洲的殖民帝国1815—1914”中认为,巨大新帝国的建立发生在19世纪最后25年间;在“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1919—1941”中认为,到20世纪20年代,欧洲帝国在亚洲和北非发展到顶峰。(14)该书对帝国主义做了两点区分。一是区分了不同时期的帝国主义,在“希腊文明的传播”中,该书指出此时的殖民扩张运动不是近代意义的殖民地,它们是独立于母邦的城邦,虽然剥削土著,但与19世纪的抢地运动相比规模就小得多了。(15)二是区分了欧美帝国主义的不同表现。在“形成中的美国:向西部扩张1783—1890”中,认为“在欧洲列强忙于在非洲和亚洲追求帝国梦想之际,美国得以享受到建立它的内向的帝国的好处。向西部扩张的运动可以理解成为国内的帝国主义。它与欧洲的帝国主义活动具有一些类似的动机,但结果则迥然不同”。(16)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于1999年出版了新修订版,中译本名为《泰晤士世界历史》,新版主编为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该书对19世纪的帝国主义做出了一些阐释,认为欧洲帝国主义的关键在于工业力量和技术实力,全世界广大地区对于欧洲的技术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这使欧洲得以保持技术优势,随着海运航线和铁路线的稳固发展,原材料开始流向欧洲和美洲,在那里加工成昂贵的制成品,再销回原材料提供地区以赚取利润,传统的民族经济成了欧洲和北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牺牲品。(17)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1999年的新版《全球通史》中区分了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两个概念。他认为帝国主义是指一个国家、民族对另一个类似集团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统治或控制,新帝国主义则指19世纪后期欧洲的巨大扩张;新帝国主义与旧时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控制不同,因为它不是简单地要求进贡,而是完全改变被征服的国家,而传统的帝国主义包含剥削,但不包含根本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18)与之类似,理查德·W.布里特和柯娇燕等人的《地球与人类》一书将19世纪的帝国主义与此前的帝国主义做了区分,并也冠以“新帝国主义”之名。他们指出,欧洲的帝国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12世纪,新帝国主义的特征就是此时的领土征服激增,远超之于16世纪的西班牙扩张,新帝国主义并非简单地攫取土地,而是运用经济和技术手段把独立的国家重新组织起来并带入世界经济体系。(19)这两部著作中的“新帝国主义”,实际上是指19世纪中后期的帝国主义。
  杰里·本特利与赫伯特·齐格勒在《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也注意到了帝国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该书把帝国主义解为“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列强的扩张及其对非洲、亚洲国家的征服和殖民”。(20)该书认为“建立帝国并不是世界历史上的新鲜事。然而到19世纪,欧洲观察家们注意到,此时的帝国与早先有所不同。因此,在这一世纪中叶,他们开始谈论帝国主义,到80年代,这个新创造的概念进入了西欧各国的流行语言。在当时的语言中,帝国主义指欧洲国家——也包括后来的美国和日本——对世界的控制”,有时这种控制是通过旧的手段如武力完成的,但更为经常的是通过贸易、投资和商业活动,是列强从殖民地中获利,在不直接进行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影响殖民地的事务。(21)另外,威廉·J.杜伊科和杰克逊·J.施皮尔福格尔在他们的《世界史》一书中,把19世纪西方向亚洲和非洲的经济扩张过程称之为帝国主义。(22)
  还有一些全球史著作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帝国主义概念。例如,克雷格·A.洛卡德在《社会、网络和转换:全球史》中,把帝国主义解释为“一国或一个民族对另一国或另一民族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或统治”。他认为,欧洲入侵非洲社会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帝国主义,西方争夺非洲殖民地的充分发展是随着欧洲的快速工业化而开始的。(23)皮特·N.斯特恩斯在其著作中则将帝国主义解为“扩展统治的政策或者凌驾于另一国或地区的权威”。(24)他还认为,虽然西方的政治模式和文化影响仍然相当强劲,但正式的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过去的事情。(25)
  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编著的《世界:一部历史》(第2版)提出,16—18世纪,帝国发展成为世界历史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不仅通过征服,也通过合作来扩张,它们通常不是靠武力形成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资源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帝国主义有助于把人类引入一个崭新的演变时代;(26)19世纪后半叶全球历史的新特点是白人帝国的崛起。(27)该书没有对帝国主义做出明确定义,但实际上其运用更加宽泛。
  (二)全球史视野中作为竞争性社会组织的帝国和帝国主义
  在一些通史类全球史著作中,帝国和帝国主义具有作为相互竞争的社会组织的含义。例如,威廉·H.麦克尼尔在《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中提出帝国是推动都市网络不断扩展的有意识组织之一。该书认为,“各种网络皆具有社会生活无意识、无组织的特征。然而无论如何,它们自身之中也包含着一些有意识的组织——如各种血缘组织、部落、教堂、公司、军队、匪帮团伙、帝国,等等——所有这些组织皆拥有自己的领袖,他们都行使着非同寻常的权力。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这些领袖致使都市网络不断地扩展。……在以往岁月中,由这种动机所驱使的扩展给生活在都市网络之外的人们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在捍卫自己的民众、财富、资源或宗教信仰方面,他们的组织相对贫乏。而在这些灾难中幸存下来的那些人们发现,自己已经身陷于一个全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之中,简而言之,已置身于一个陌生的网络之中。因此,那些社会组织的领袖们为了拓展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一直在(即或有时是无意识的)推动自己所处的网络向外持续不断地扩张”。(28)显然,在麦克尼尔看来,这些不断扩张的网络不断发生着竞争。
  埃德蒙·帕克三世、大卫·克里斯汀、罗斯·E.杜恩在他们的《世界史:大时代》一书中对各时代的帝国进行了分析。该书认为大时代四(公元前1200—公元500年)中的帝国之所以被称为帝国不仅是因为面积大,而且因为它们是由一个单独政府和一个特定血统的精英阶级统治着语言、民族和宗教不同的其他各个民族;大约公元300年至400年间,帝国的这种建立周期陷于停顿;在大时代五(公元300—1500年)中,西非、中美洲和南美洲首先出现大帝国,一些帝国甚至比上个时代的大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还大,其中最大的是8世纪的阿拉伯穆斯林帝国和13世纪的蒙古帝国;在大时代六(公元1400—1800年)中,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航海帝国崛起,相比之下,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虽然地域辽阔,但更类似于前一时代亚欧非大陆上的农耕式国家,而非新型的枪炮帝国,因此只能迅速地衰落。(29)克雷格·A.洛卡德在《社会、网络和转换:全球史》中分析到,强有力的社会形成帝国自古即有,但数个世纪之后帝国变得更大和更复杂,17世纪中期超过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都生活在其经济基础主要为农业的几个大帝国之中,所有的帝国都依靠军事力量,特别是火药武器,而大英帝国与荷兰和其他强国不同,它们更主要地依靠世界贸易。(30)上述著作也都暗含着把帝国主义国家视作竞争性社会组织的意味。
  这方面最典型的著作当属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编著的《世界:一部历史》(第2版),此处不妨稍加详述。从其通篇结构来看,把帝国主义视作人类社会组织发生的竞争堪称其内在线索之一。该书上下两卷目录中便频繁出现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字样。(31)这在通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可以说,《世界:一部历史》把“作为竞争组织的帝国主义”阐述得淋漓尽致。该书提出:“数百年甚或数千年以来,一种统治全世界的权力观念驱动着欧亚大陆的帝国主义。”(32)在被描绘为“扩张的世界”的第15章中,该书主张:“从1460年开始,扩张活动在世界上遥遥相隔的国家内,星火燎原般迅速展开,扩张时代真正开始了。不过,这一现象并不像有些历史学家说的那样,仅仅是欧洲扩张的现象,而是全球扩张的现象。世界并没有被动地等待欧洲的扩大,以使其像被魔棒点中那样得到改变,其他社群早就在创造自己的奇迹,使国家成为帝国,使文明得到开化”。(33)在“软弱的非洲帝国”一节中,该书提到了15世纪50年代葡萄牙与地处西非的马里的第一次接触,认为“由于缺少一个强大的非洲国家,欧洲人不再把非洲黑人视作与他们平等的人,这就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悲剧。”(34)该书将“美洲的生态帝国主义”解为:“自从有创造力的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1972年创造生态帝国主义这个词后,历史学家就一直用它指称欧洲帝国主义殖民者给他们的殖民地带来的全面环境变化。这个词也适合土著的美洲帝国”,并且认为,“在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无限扩张的背后,不存在任何复苏动力。……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传统的美洲帝国,并且都已超越了现实对其潜能的限制。”(35)在“中国帝制的局限性”一节中,该书提出,“中国统治者就通过巩固他们的陆上帝国和限制海上帝国主义,确保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结果,世界上所有在最近500年内创立起来的海上帝国都走向了崩溃,而中华帝国仍然屹立在那里。”(36)在论及欧洲开拓大西洋线路时,该书声称,“欧洲向大西洋延伸,这可能既不是由于它的科学或实力,也不是由于它的幻想或铤而走险。这是一场空间上的比赛,欧洲从后面赶超了过来。在那些通往印度洋的繁荣文化看来,没有必要为了寻求新的资源,去开发遥远的陆地和海洋。但对于需要金钱的欧洲而言,它得利用大西洋上的新产品。它就如同今天的不发达国家,迫不及待地争夺从石油到天然气的海外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努力最终得到了报偿。”(37)上述文字中对史实的扭曲,或者措词的武断,以及不适当的类比,都是显而易见的。
  《世界:一部历史》甚至明确主张,帝国主义并非是西方特有的罪恶,亚洲、非洲和美洲土著人民缔造并领导的这一时期的一些帝国,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洲的帝国通常依靠的也是非欧洲合作者,因为这些人能看到和欧洲人合作的优势;甚至在19世纪,帝国主义扩张并不是白人的特权,其他的非洲土著国家也试图扩张,但是或早或晚全都屈服于欧洲人。(38)这些观点已经明显在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张目了。
  (三)全球史视野中作为人类互动路径的帝国主义
  通史类全球史著作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还体现出另外一层含义,这就是将帝国主义视作世界不同地区人类之间互动的路径。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认为,19世纪全球性帝国的建立显著加快了世界一体化的步伐。(39)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提出:“15世纪的扩张仍是一种新的发展,并且可能导致世界的变化。15世纪90年代所开辟的新航线不仅连接了人口稠密的欧洲大陆中心带、美洲和非洲,还从海上把欧洲和亚洲相连。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彼此联系的世界框架的开端,世界体系可以覆盖整个地球。这个世纪扩张的帝国正在彼此靠近,它们相互接触的地方,成了传播的贸易、技术、概念、情感与生活方式的规模空前的竞技场,其结果将改变此后三个世纪的世界,造成全球性对抗、贸易、冲突、接触传染以及文化上和生态上的交流。”(40)威廉· H.麦克尼尔在《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中把欧洲帝国主义放在了第七章“打破旧链条,拉紧新网络(1750—1914)”之中,无疑也蕴含此意。他还论及了互动的后果,指出工业化使得欧洲各国的领土扩张代价极低,因此变得更有诱惑力,工业化和其他因素的作用在地缘政治上造就出一批新的胜利者和失败者。(41)
  罗伯特·提格诺、杰里米·阿德尔曼、史蒂芬·奥隆等人的《世界的聚合与分离》一书,把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联系起来,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在本国与殖民地之间建设了铁路网络,促进了人员和货物从腹地向海岸流动。(42)该书进而提出,世界从政治上分裂为帝国式民族国家和殖民地,塑造了工业社会和非工业社会的经济分裂。(43)前文提到的理查德·W.布里特和柯娇燕等人的《地球与人类》一书,其所主张的“新帝国主义并非简单地攫取土地,而是运用经济和技术手段把独立的国家重新组织起来并带入世界经济体系”,(44)也暗含这层意味。
  皮特·N.斯特恩斯在其著作中指出,在整体上,19世纪晚期的欧洲帝国主义,曾经被解释为对所谓本地民族的压榨,其中区别可能仅在于不同群体设法摆脱欧洲完全控制的程度而已,但事实上帝国主义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当地民族设法通过很多方式表达自己,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对欧洲人的指令做出反应,欧洲人在此过程中也同样受到影响。(45)他将这种相互关系称为“作为互惠的相遇”,认为“接触是相互的经历,制造了相互的妥协和调整”,(46)进而提出,被征服群体的经历,例如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非洲,必须通过互动来研究,而非仅仅是压榨。(47)
  埃德蒙·帕克三世、大卫·克里斯汀、罗斯·E.杜恩在《世界史:大时代》中把人类社会的交流网络越来越紧密的趋势称之为“全球大联合”,指出这一网络发展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亚欧非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与美洲人(从16世纪初开始)和澳大拉西亚人(从18世纪末开始)的交往,西欧人的思想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并成为指导人类处理问题的各种方法,这些智力和文化发展有助于将理性科学作为衡量和解释自然世界以及人类行为的标准。(48)
  从上述全球史著作来看,无论是将帝国主义视作一种竞争性的社会组织,还是将其视作一种互动路径,实际上都隐含着相同的思路和意图,即试图把浸透血腥的帝国主义洗白出来。西方通史著作的内在要求之一,无疑是要建立对西方文明本身的自我认同,全球史也不例外。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不仅涉及对西方历史的认识,而且关系到西方国家当今的国际政治形象及政策取向。因此,西方全球史在编纂中对帝国主义的回护之情显而易见。换言之,其历史反思是以不危及西方文化自信心为前提的。有些全球史研究者对这个问题并不讳言,例如,皮特·N.斯特恩斯等人的《全球文明史》就一方面指出“保持公允和周全的视野是最根本的”,另一方面公开承认“但这样说容易,实际做到却很难”。(49)
  
  正如帕特里克·曼宁指出,全球史本身就是全球范围内人类社会的交往史。(50)因此,对于西方全球史而言,帝国主义无疑是具有首要意义的课题。(51)在总体上,西方全球史编纂中的帝国主义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在如何界定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全球史研究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基本来说可以分为大致两种,区别在于是否由时间上的区分(重点在19世纪)而进行性质上的判断。从其著作发表的时间来看,全球史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从批判逐渐趋向于更加宽松,或者按全球史的术语来说逐渐趋向于“中性”。这也可从2001年“9·11”事件后西方的政治氛围发生变化得到印证。(52)例如,“帝国主义学派最聪明的历史学者”(53)尼尔·弗格森便公开提出21世纪比以往更需要帝国,而美国则有充足的理由来扮演自由帝国的角色,可以参见他的《帝国》与《巨人》等作品对帝国主义的阐述。(54)可以说,晚近的全球史著作对待帝国主义问题,已经再无当年巴勒克拉夫那样鲜明的批判立场。巴勒克拉夫曾经明确指出,1947年后帝国主义仍然普遍存在,其形式可能改变但其本质不变,虽然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已从政治性帝国撤退,但其经济力量使其具有世界性的杠杆,世界并非由平等的民族组成,事实上在很多重要领域不平等都加剧了。(55)有关帝国主义研究的这种现象也表明,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西方全球史处于演变之中。
  正如列宁所言,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像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区别的。(56)世界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是否能够界定为帝国(如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非洲狂潮中一度击退了意大利的入侵、但在1935年被意大利占领的埃塞俄比亚),其作为是否可界定为帝国主义(如所谓的中国海上帝国主义),显然是可商榷或有很大争议的,有些甚至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正如有学者指出,对历史上每一次领土扩张的原因都归咎于一个简单的、套用的定式是不客观的。(57)
  其次,倘若单纯把帝国主义视作相互竞争的社会组织来理解,在纵向时间上不加区分地使用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概念,罗列不同历史阶段的现象,而不进一步分析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或者在横向空间上混淆欧洲帝国主义侵略和其他地区的移民现象,把欧洲帝国主义夹杂在“亚洲帝国主义”、“非洲帝国主义”、“欧亚大陆的帝国主义”等诸种名词之间使用,连欧洲的殖民地也被冠以“帝国”之名,那么按照上述思路,就容易造成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自古以来便存在、现代欧洲国家只不过是在包括亚非拉地区在内的世界帝国主义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印象,欧洲帝国主义的原罪感被大大拉低。同时,这种做法也容易掩饰矛盾的深刻性,并不足以解决西方历史认识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如何认识欧洲帝国主义直接关系到西方全球史能否切实突破“欧洲中心论”的局限,超越对以往历史的曲解或刻意歪曲,进而更加科学地考察全球文明的演变。
  最后,全球史把帝国主义视作全球互动得以进行的一种平台或路径,把帝国主义与奴隶制的废除、生态物种的交流、全球移民、环境变迁等内容联系在一起,从开阔学术视野的角度来看自有其积极意义;但是,脱离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而在含混的状态上使用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名词来做局部的细节探讨,显然难以对不同历史事件或历史进程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和解释。例如,18—19世纪欧洲人大规模自愿外迁,目的地多为欧洲的殖民地,“他们是在向当地的野蛮居民传播一套优越的世俗文化,在向异教徒传递基督耶稣的圣言”;(58)这与主要来自西非的约1200万人被迫迁移到新大陆相比,(59)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又如,西方全球史注重考察帝国主义者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冲突、协商与合作等复杂的互动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帝国主义本身制造民族压迫的性质,因为正如列宁所言,“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正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60)或者又如霍布斯鲍姆所言,“不论那些强权如何吹嘘他们的征服行动为受害者带来多少好处,或白人自以为是的优越性为其他有色民族做了多好的安排”,“帝国从未替自身领土之外的世界,创造过任何和平与稳定”,“所谓的‘征服者的善意’或他们带来的善果,都只是帝国主义的修辞罢了”。(61)
  综上所述,西方全球史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表明,自巴勒克拉夫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全球史表现出一个演变的过程;晚近的西方全球史著作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既不能科学说明推动历史演变的各种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不能阐明世界历史进程本身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实际上暴露出西方全球史在基本历史文化立场方面的局限,其中一些学者的著作更是难脱有意歪曲历史之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现实存在,帝国主义无疑是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对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空间的各种表象,都需要历史学家谨慎地加以对待,才能透过表面的、偶然的历史现象,穿透原始材料观察整体,把握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实质,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实。只有真实的世界历史,才能展示当代世界的根本基础和轮廓,使人们更加清醒地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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