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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月季:中国现代性转型中的“鲁迅与胡适难题”(摘自网

冯月季:中国现代性转型中的“鲁迅与胡适难题”(摘自网

  • 分类:学人学术
  • 作者:
  • 来源:东宣传处
  • 发布时间:2015-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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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月季:中国现代性转型中的“鲁迅与胡适难题”(摘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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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聚焦

2015年恰逢中国新文化运动100周年,新文化运动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启蒙路径:激进的革命现代性转型,与温和的改良现代性转型。前者以鲁迅为代表,后者以胡适为代表。鲁迅与胡适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两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各自所主张的启蒙路径深刻影响着此后百余年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依然在这两条路径的框架里打转。在此,不妨将其称之为中国现代性转型的“鲁迅与胡适难题”。

中国现代性转型的“鲁迅与胡适难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压力下,显现出的深层次矛盾和焦虑,而知识分子则是这种矛盾和焦虑的主体。围绕鲁迅与胡适,中国知识分子既构成了现代性转型的左与右的二元对立,也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自相矛盾的悖论特征。

1949年中共建国至今,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依然受制于“鲁迅与胡适难题”,大致来看,演绎出三个不同的阶段:建国之初到上世纪80年代末的“崇鲁非胡”阶段;19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崇胡非鲁”阶段;以及当下的“胡鲁并举”阶段。

“崇鲁非胡”时期,鲁迅研究被拔高到“官学”的位置,特别是经过政治领袖的宣扬之后,鲁迅被政治所神化,被官方意识形态塑造成革命斗争精神的典范。与之相对的则是胡适被塑造成“美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崇鲁非胡”被政治极左主义无限放大。

“崇鲁非胡”完全被“政治正确”所左右,鲁迅之子周海婴在2006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意识形态化”掩盖了真实的鲁迅形象,鲁迅受到了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别重视,鲁迅的革命性开始逾越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由此也必然遮蔽了鲁迅作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巨大的思想存在和文化价值。

上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泛滥,鲁迅的“革命战士”形象遭到解构,中国现代性转型转向“崇胡非鲁”时期。中国大陆出现“胡适热”,胡适的政治理念是欧美的宪政主义,这恰恰契合了中国自由派的政治观念。另外,经历了十年文革,中国思想界开始反思左派激进主义的政治危害,而胡适推崇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实用主义哲学,反映到政治理念上,则属于温和的改良主义,因此在中国的思想界开始流行“告别革命论”。

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作为胡适对立面的鲁迅“革命战士”形象,就成为了中国自由派口诛笔伐的对象。鲁迅被批驳为一个激进主义分子,并且成为了极左主义政治的“御用文人”。在某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虽然猛烈且深刻,但在相当大程度上掩盖了制约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制度缺陷”;而胡适所推崇的欧美宪政主义则是“制度论”的。这样的状况下,中国现代性转型的价值取向就滑向了胡适一端。

历史往往充满悖论

不过,历史往往充满悖论。近两年,以往对鲁迅大加批判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发现鲁迅“革命论”的当代价值,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从上世纪90年代的“告别革命”到如今的“重新认识革命”。

这种微妙的转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从现实状况来说,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社会改革,缺乏足够的耐心和自信,加之当今犬儒主义盛行,而鲁迅“革命论”中的反抗精神则可以警醒世人;从思想角度而言,则是人们对改良与革命的内涵有了新的认知。

传统观念认为:革命一定是暴力流血斗争,而改良则是温和有序的和平进步。但是如今这种观念开始遭到颠覆,特别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名著《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在中国大陆出版,给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相当大的启发。摩尔在书中指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一般人认为英国是以一种改良的样式向现代国家转型,极少暴力和流血斗争,但是摩尔却颠覆了这种观念,认为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全程都充斥着暴力。

其次,中国的自由派开始对“革命”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往认为“革命”是暴力和流血。但是回望历史可以发现,事实未必如此,比如俄国历史上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另外,现代意义上理解的“革命”概念也与时俱进,被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赋予了新的观念。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革命观”是这一转变的主要思想来源。在《论革命》当中,阿伦特认为革命的目的是以自由立国,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必须有价值内涵,只有建立了自由宪政的共和国,并且实现了人的政治自由,才算是革命。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激进性,就在于必须实现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因此,阿伦特所说的现代意义上的革命非“手段”激进,而是“目标”激进。

在阿伦特所论现代意义的“革命观”的范畴里,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发现,鲁迅思想世界中的革命因子,竟然与胡适思想世界中的自由宪政理念合为一体。经过近百年的争论才发现:“胡鲁并举”未尝不可。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从此就有了破解中国现代性转型“鲁迅与胡适难题”的良方,可以预料的是,中国社会的复杂性,非“胡鲁并举”就能简单解决问题。

现代性转型既是一种观念,也涉及一系列具体而微的实践。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在其最近出版的《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中指出,现代性至少包含五个方面的维度:恰到好处的人口结构;良好的政治自由传统;较为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全新的财富生产方式的兴起;拥有“科学革命”式的社会认知方式。由是观之,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依然充满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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