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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治国与官德建设

以德治国与官德建设

  • 分类:学人学术
  • 作者:
  • 来源:东宣传处
  • 发布时间:2016-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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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

以德治国与官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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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治国与官德建设

何宁生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将“德治”作为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是国家综合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升华。 

    “以德治国”,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官德(为官者在其管理活动和权力运作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德行素质)在社会道德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官德的状况很大程度上代表和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因此,“以德治国”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从严治党和从严治政,激活党政官员的自律机制,努力提高其道德素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官德体系,进而充分利用官德对公众道德所具有的导向和示范功能,以优良的官风造就优良的民风,以党政官员的道德人格力量来推进社会整体道德的发展和完善。 

    治民先治吏。中国历代都十分重视吏的道德品质。早在夏朝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政治清廉思想(《尚书·尧典》)。西周时,更是接受了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的教训,在选拔官吏时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法定标准。 

    秦朝的职官管理制度也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秦律中规定了“五善”与“五失”的考课原则,对官吏的道德品行进行考察。 

    汉朝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为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后汉书·百官志》)。可以看出,汉朝选官是按德、才、能的顺序进行素质考察的。 

    唐朝统治者在“明刑弼教”思想指导下,更加重视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每一个环节都高度强调道德状况。唐朝对吏的考绩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对职官的选任、考核和监察的法定标准的顺序看,都是道德品行首位,才能政绩次位的。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职官管理制度方面包括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与唐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总之,中国历史上无论何朝何代,何种思想占统治地位,在职官管理制度中都特别注重官吏的道德品行,其中一些规定和作法,至今仍值得我们珍视和借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官德建设,尽快提高党政官员的道德素质,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市场经济确实对道德建设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如它要求人们诚实信用,求利时毋忘义务,遵守利己不损人的游戏规则。但市场经济无疑对道德建设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一些人唯利是图,丧失了起码的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些消极影响也冲击和侵蚀着我们的干部队伍,一些党政官员利欲熏心,道德堕落,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玷污了党的声誉,损害了国家肌体,并导致了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因此,“以德治国”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首要任务应该是大力加强官德建设,尽快解决党政官员的德化问题,培养其道德良知,增强其自律意识,以德化防腐化。 

    官德与师德、医德一样,均属于职业道德的范畴。由于官员的管理活动与权力运用相伴而行,因此,官德与其他职业道德相比有其双重性的特点,即官员作为一个职业道德主体,他既要具备国家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活动过程中的职责道德,如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于职守,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公仆意识,谦虚谨慎,求真务实,办事公道,一视同仁,惩恶扬善,救危助困等;又要具备作为一个掌权者在权力运用过程中的权力道德,即与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如遵纪守法,诚实无私,廉洁自律,不谋私利等。鉴于官德的特殊性以及其对社会道德的直接而广泛的导向性的特点,如何培育和强化党政官员的职业道德,使其廉政和勤政便成为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点着手: 

    第一,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官德规范体系。只有尽快建立起新的官德规范体系,才可使官员有“德”可依,有可以参照并具体指导自己言行的道德准则。这些道德规范从何而来,无非两个源头:其一是开发传统道德中与官德要求有关的,并具有现实意义的成份。其二是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一些好的作法。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他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提高公务员道德水平,以保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方面有一些好的经验和作法。例如:美国1978年出台了《从政道德法》,该法从上至总统,下至最低一级的公务员的行为在道德上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和限制。意大利最近也出台了国家公务员《道德法典》,对公务员几乎所有的行为都作了指导性的规定。我们可以择其适合我国国情的有关道德准则,充实我们的官德规范体系。 

    第二,通过健全制约权力的法规和相应的执法机构,促进官德建设。通常的社会道德规范,其约束力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们的价值判断,依靠人的自觉、良知和责任感来维系的,并通过人们的内心自律来得以实现。因此,它是一种软性的社会控制手段。但是官德作为一种职业道德具有管理职责道德和权力道德的双重道德特征,因此,官德的维系和实现也有其特殊性。首先,官员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对他们要有更高的职业道德要求;其次,由于权力的可增值性和可交换性,可以给拥有者带来极大的利益,这就使得权力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和腐蚀性。就以胡长清、成克杰为例,他们也是受过党的多年教育的高级干部,也曾是清官和勤官,可后来为什么变的如此贪婪和堕落,这与权力的腐蚀性不无关系。所以,官德尤其是权力道德仅仅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的自觉、良知和责任感,依靠人的内心自律来维系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家和政府制定的有关法律来保障,即使权力道德法律化,从而通过道德控制的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统一,来促进官德建设。 

    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了有效地制止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滥用权力,都制定了规范公务员行为的专门法规。例如日本、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等国的《公务员法》,英国和印度等国的《文官守则》,芬兰的《公务刑法》,加拿大的《利益冲突章程》,新西兰的《国家部门法》,这些法规都规定了对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财产申报制度,公开办事制度,禁止经商制度,限制接受馈赠制度,贪污、贿赂惩戒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 

    总之,“以德治国”治国方略的提出,开始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德治”与“法治”并重的历史进程,千头万绪,当务之急是加强官德建设,构建新形势下的官员道德规范体系,使党政官员有德可依。 

 
《光明日报》 2001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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