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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马增书工作室

苑书义

  • 分类:人物春秋
  • 作者:马增书
  • 来源:东宣传处
  • 发布时间:2015-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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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

苑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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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汉族,1929年9月生,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就读于东北大学,1954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生班毕业后, 分配至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执教。现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苑书义教授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他自觉地运用科学理论指导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至今业已发表有见地的学术论文 70余篇,其中大多发表在国家级权威学术刊物或入载国际、国内大型学术会议论文集,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或被《中国历史学年鉴》等业内书刊介绍观点,有着较大社会反响。
其个人的论文选集《中国近代史论稿》,35万余字,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载文称誉为“善触‘热点’、勇爆‘冷门’、敢于驳陈说、立己见”之作,该书荣获河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其续编《中国近代化历程研究》,近33万字,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也受到学术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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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传的目的,不在于立传本身,而在于“古为今用”。人物传记是一种具有独特社会效益的“教科书”。“正面人物”“其善可以示后”,“反面人物”“其恶可以诫世”,“彰善瘅恶”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苑书义先生是被学界誉为“敢于驳陈说,立己见”、“善触热点”的中国近代史著名研究学者,其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版的著作,历经三十余年后依然是中国近代史专业学生的必备参考书。近日,记者采访了他,听他讲述自己多年来的治史心得。

辗转求学 圆梦史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专家,在选择历史专业之前,您也曾参加过革命工作,请您谈谈您进入学术研究这一领域前的求学经历。

  苑书义:1929年,我出生在东北边疆一个叫做明月沟的村子,现在属于吉林省安图县明月镇,是县城所在地。我家是城市平民,生活十分艰苦。在我两岁的时候,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所以从两岁到十六岁,我当了十四年的亡国奴。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东北光复。当时我正在敦化中学念书,不久就转到解放区吉林省政府所在地延吉省立第一中学,在那里念到高一,后因家庭困难被迫辍学,回到家乡附近丰宁乡小学当了四个月教员。

  1947年底,我突然接到延吉县教育局的通知,选调我到佳木斯东北大学学习。离家远行,虽然父母有些担心,但我却抱着一种寻求出路的愿望,毅然决然地踏上求学征途。但我在东北大学只学了8个月,就被分到辽南工作了。先后在瓦房店中学和营口市中学做思想政治工作,兼教政治课,一边工作一边自学马列哲学、政治经济学,熟读深思,十分刻苦,理论水平得到了提高,思维能力得到增强,这对我以后搞学术研究颇有帮助。

 

  1949年12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夏天,我因年纪轻、底子薄,就要求回到母校学习,此时东北大学已经改名为东北师大。经过考试后我进入了历史系。不久校长成仿吾为了培养本校师资,决定在全校各系举办研究生班,所以我在本科只念了两年半,三年级的时候就被调进研究生班,我研究生班的导师是孙守任,在国民政府时期他就是很有名的教授。受他影响,我从那时起,就梦想要成名成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著名的学者,大学里的著名教授。但这个梦想实现起来非常艰难,诚可谓“书生事业真堪笑,忍冻孤吟笔退尖”。研究生班学习了一年半之后,毕业时我被分配到河北师范学院,即今日的河北师范大学。

善触热点 驳陈说立己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最初主要研究太平天国史,特别是在对李秀成问题的评价上,敢于向学术泰斗罗尔纲先生挑战,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能谈谈背后的故事吗?

  苑书义:我研究中国近代史,开始是以太平天国史为主攻方向,这和时代背景有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解放初期,党和学界对农民问题非常重视,而太平天国又是农民运动的一个高峰,研究太平天国对了解农民的阶级性格、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在50年代,太平天国史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热在大家都在谈论、研究这个课题;难在研究人员众多、成果丰富,你要是触碰这个热点,就必须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我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才开始研究太平天国。

  要搞太平天国研究就必须找一个突破口,当时研究的文章很多,特别是罗尔纲先生已经把太平天国研究得很透了。经过深思熟虑,广泛阅读材料和研究成果后,我决定从研究李秀成开始。这有几个原因:一是李秀成这个人从小就参加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一直到最后太平天国灭亡,兵败被俘,他经历了太平天国的整个过程,而且还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支柱。二是李秀成留下了一个自述,详细记录了他参加太平军的整个过程以及太平军、太平天国的人事关系、斗争历程,这个自述比较完整地记载了太平天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罗老也对它做了仔细笺证,我可以顺藤摸瓜进行研究。

  我以研究李秀成为突破口,对太平天国历史进行了整体性探索。因为研究李秀成有所心得,所以1961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太平天国110周年大会上,我就做了一个关于李秀成的报告,会后这篇报告稿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文章讲了李秀成的军事战略、政治作为、晚节问题,最大的难点是晚节问题。李秀成的自述里确有乞降的意思,贬损自己,吹捧曾国藩,甚至提出《收齐章程》,想替曾氏招降他的旧部。当时我的文章标题是《农民英雄李秀成》,副题是“兼论罗尔纲的一些观点”,批评了罗老。罗老的观点变来变去,但万变不离其宗,认为李秀成是伪降,而我的文章批评了这个观点,认为李秀成不是伪降,而确实是想投降,但投降未成,招降未就,最终被砍了脑袋,他搞了个《收齐章程》,想替曾国藩招降旧部,但他并没有去做,只是提出了设想。乞降当然是严重的污点,但不应该因此而否定他生前的功绩,可以说他是一位有污点的农民英雄。这篇文章在《北京日报》发表以后,很多人表示赞成。

 

  我以李秀成为突破口研究太平天国,发表了系列文章,并撰写了《中国近代史新编》太平天国部分,总计20余万字,可以说是我研究太平天国的总结,以后就很少写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了。

敢为复杂人物立传 为万世存正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后来又研究了不少近代史上的复杂历史人物,如李鸿章等,并用了八年时间著成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研究李鸿章的传记——《李鸿章传》,学术界评价很高。要把握和客观评价这些复杂的历史人物非常困难,在人物研究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苑书义:李鸿章是晚清历史上一位非常复杂且众说纷纭的人物。我研究李鸿章,开始是为了研究太平天国的对立面,之后鉴于国内尚无一部研究李鸿章的学术专著现状,应人民出版社之约,我历经八载写成了《李鸿章传》,初版和修订版共计发行4.4万册。学术专著,能有如此销量,催人奋进。

  我在为李鸿章立传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研究复杂的历史人物,必须着力解决下列难题。

  一要敢于为复杂人物立传。人们往往视复杂人物为反面人物,认定只应该给“正面人物”立传,不能给“反面人物”树碑立传。其实,立传的目的,不在于立传本身,而在于“古为今用”。人物传记是一种具有独特社会效益的“教科书”。“正面人物”“其善可以示后”,“反面人物”“其恶可以诫世”,“彰善瘅恶”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应为所有的正反面人物立传,有必要为之立传的,只应是那些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个人印记的人,他(她)们是特定时代的“精英”,加速或延缓了特定时代车轮的前进。李鸿章是晚清重臣,为他立传,既可了解他本人的思想、性格和生平事迹,又可透视晚清的政局和社会演变趋势。

  二要妥善处理作者情绪与历史真实间的关系。真实性是史学的灵魂。所谓真实性,就是按照历史本来面貌描述人物的“形”和“神”,即生平事迹、思想和性格。作者要有力量防止情绪支配自己,避免戴着有色眼镜,依据自己的好恶来剪裁历史,评价人物,而应该实事求是,力争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历史真实。为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作传,防止情绪支配自己,坚持实事求是地论述其人其事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要注意探索人物的精神面貌、内心世界。研究人物如果只讲其生平事迹,而不深入其内心世界,反映其精神面貌,就只能见其“形”,而不能窥其“神”。李鸿章是一位精神面貌、内心世界非常复杂的人物,加上他不像曾国藩那样留有大量能真实反映心理动态的日记和家书,从而增加了探索的难度。李鸿章的思想脉搏,不能凭借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任意编造,而只能依据他的奏稿、诗文、信函和谈话,结合特定的时代环境、事件和人际关系,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

四要公正评价人物的功过是非和历史定位。作者应该“以公平之心,远大之眼光”,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以考订精确详实的历史事实为依据,多层次多角度地考察人物一生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作用大小,是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还是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或阻碍社会的前进?评价人物既不要溢美,也不要贬损,溢美违背历史真实,因义愤而贬损更不能推进科学。“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没其功”,“为万世存正论”。李鸿章的言行表明,他是清王朝的忠臣,既因倡导以“中体西用”为主旨的洋务新政推进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轨,又因主持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加速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步伐。

  古为今用 借近代化研究认识当下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早年主要从事太平天国研究,改革开放后您选择在近代化视域下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问题,成果丰厚。您为何如此重视近代化问题研究,您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今天学界应如何深化这一研究课题呢?

  苑书义:我之后的研究重点从李鸿章转向了中国近代化问题。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研究李鸿章必然要研究近代化,因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二是站在现代的高度,回溯历史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现在要搞的现代化是早期现代化的继续和发展,而早期现代化就是近代化,实现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想认识今天的现代化,推动今天的现代化,就有必要了解早期的现代化,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只有深刻地反思历史,才能透彻地了解现实。

  我对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是从广泛研究国内外著作起步的,在吸取前人的积极成果,借鉴其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可谓是初战告捷。1990年前后,我在《近代史研究》相继发表了四篇有关近代化问题的论文,并且向国内外的学术研讨会提交了一些文章,这些就是我对近代化研究的基本成果,都收录进我的《明月斋史学文选》。

 

  这些年来,我在中国近代化方面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近代化的主角和内涵。二是近代化与反帝反封建的关系。三是与英法等国近代化进程的比较。四是西学与近代化的关系。此外,我还研究了一些历史人物的近代化思想,如张之洞、张謇以及孙中山等,并主编了一部《中国近代化大辞典》,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这两项研究成果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经过全国众多学者的艰辛探索,有关中国近代化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继续推进这项研究,应着力充实完善近代化理论架构,对比研究中西近代化历程异同和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关系。当然,这只是管窥之见,意在抛砖引玉而已。

  去糟取精 坚持唯物史观不动摇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研究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取得的学术成就既得益于深厚的史学知识功底,也与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密不可分。晚近以来,各种域外史学理论和方法大行其道,后现代史学也有一定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解构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史观似乎日渐式微。您对此有何看法?

  苑书义: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谈过一些粗浅的看法。我认为,西方史学历史悠久、与时俱进、流派纷呈、底蕴丰厚,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时代精神与阶级局限并存,科学精华与各种糟粕杂糅。对中国史学而言,借鉴西方史学,取其精华是完全必要的,诸如揭示历史发展规律、重视对史料的批判鉴别、推崇叙事形式、追求文辞准确优美、强调跨学科研究方法和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等等,无疑都应该吸收和借鉴。但是借鉴不应否定唯物史观,不应让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取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因为西方史学理论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基础上,在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质和动力时,或者归结为人的“心智”,或者归结为客观存在的“绝对精神”,或者归结为人的自然需求和各种经济活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则消除了以往一切历史理论的缺点,使人类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因此列宁将其称为“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甚至得到了西方世界没有偏见的人的赞誉,美国学者伊格尔斯就是一位代表性人物。既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那么我们就必须确认它作为史学本体论的核心地位,既要完整准确地坚持其基本原理,又要不断地以包括西方史学在内的一切最新科学成果来充实和发展它,并力争在它的指导下,建构我们自己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

寄语青年学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研究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取得的学术成就既得益于深厚的史学知识功底,也与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密不可分。晚近以来,各种域外史学理论和方法大行其道,后现代史学也有一定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解构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史观似乎日渐式微。您对此有何看法?

  苑书义: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谈过一些粗浅的看法。我认为,西方史学历史悠久、与时俱进、流派纷呈、底蕴丰厚,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时代精神与阶级局限并存,科学精华与各种糟粕杂糅。对中国史学而言,借鉴西方史学,取其精华是完全必要的,诸如揭示历史发展规律、重视对史料的批判鉴别、推崇叙事形式、追求文辞准确优美、强调跨学科研究方法和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等等,无疑都应该吸收和借鉴。但是借鉴不应否定唯物史观,不应让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取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因为西方史学理论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基础上,在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质和动力时,或者归结为人的“心智”,或者归结为客观存在的“绝对精神”,或者归结为人的自然需求和各种经济活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则消除了以往一切历史理论的缺点,使人类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因此列宁将其称为“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甚至得到了西方世界没有偏见的人的赞誉,美国学者伊格尔斯就是一位代表性人物。既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那么我们就必须确认它作为史学本体论的核心地位,既要完整准确地坚持其基本原理,又要不断地以包括西方史学在内的一切最新科学成果来充实和发展它,并力争在它的指导下,建构我们自己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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