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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璁:明代六十年改革的开启者

张璁:明代六十年改革的开启者

  • 分类:人物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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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东宣传处
  • 发布时间:201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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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璁:明代六十年改革的开启者

--历史上温州人的杰出代表

 
    嘉靖初政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杨廷和集团,建立新的君臣关系。张璁在明代政治舞台上的迅速崛起绝不是偶然的。其深厚的学术素养、执著的求实精神和不畏强权的抗争意志使他在大礼议中脱颖而出,成为嘉靖前期一位耀眼的政治明星,对嘉靖初政有极大影响。对这样一位革新者,学界的研究还很不够,一些不恰当的看法随处可见。本人试图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就张璁与明代改革的开启作二初步探讨。

 

一、八次进士考试:人生磨练与坚强意志

 

    张璁,成化十一年(1475年)出生,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今温州市龙湾区)人,字秉用,号罗峰。嘉靖十年(1531年),因避嘉靖皇帝朱厚熘之讳,改名为孚敬,字茂恭。张璁兄弟四人,他最小,其长兄张璩比他大21岁。张璁出生时,因难产,父母惊怖,准备弃之,其长嫂季氏“固请育之”,故张璁说:“我嫂也,实我乳母也。”张璁8岁人私塾学习。弘治七年(1494年),20岁的张璁考取温州府学生员,24岁考取弘治十一年(1498年)戊午科举人。当时张璁的家境是:“守先人敝庐六七间,薄田三十亩”。中举之后,张璁便踏上了漫长的科举之途。从弘治十二年(1499年)至正德十二年(1517年)的19年问,七考进士不中,连连受挫。但他甘于清贫,矢志不渝,决心通过艰辛的科举之途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曾以诗言志:“长路奔波鬓发疏,初心何负惜居诸。敢论车马轻颜巷,自信行藏在孔书。贾岛空囊犹有我,孟郊伤泪却怜渠。归舟催近山窗竹,扫榻还开万卷余。”正德十三年(1518年),张璁在家乡修建罗峰书院,招徒讲学,并著《礼记章句》《杜诗训解》等书。同时关注民生,关心政治,忧国忧民,积极准备第八次前往北京应试。正德十四年(1519年)九月,张璁负笈北上,志在中第。功夫不负有心人,正德十五年(1520年),46岁的张璁通过了礼部考试,取得了进士资格。按照规定,还要通过殿试排名来获得进士身份。但“耽乐嬉游”的武宗假借征讨宸濠南巡不回,致使殿试不能如期举行。此时贫困孤独且企盼殿试早日举行的张璁表达了如下心情:“同鉴瞻辇毂,射策候宸旒。充腹艰粗粒,完身倚敝裘。厚非温饱志,岂是利名求”;“寒灯照孤影,永夜不成眠。”年底,武宗回到北京,但因身体不适,未能举行殿试。直到次年三月十四日,武宗暴卒,殿试仍未举行。四月二十二日嘉靖皇帝即位。五月十五日,世宗补行殿试。在殿试中,张璁以二甲第七十八名的成绩正式获得进士身份,时年47岁。

    张璁的科举经历,是明代士人展现才华和报效国家理想的典型案例。考进士犹如走钢丝绳,由于进士名额的严格控制,士子中第是十分困难的。大多数士子视科举为畏途,半途而废,抱憾终身。而张璁屡考屡败,屡败屡考,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从容不迫的心态经受着一次次的科举检验,执著地通过合法路径来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平台。这是儒士的最高理想,需要艰苦奋斗和巨大付出。张璁八次考试而成进士,充分显示了他的耐性和无畏精神。在中第之后,张璁言道:“叨逢英妙新天子,成就蹉跎老秀才”;“五十古称少进士,三百今是新朝臣。”表示要在新天子新气象的嘉靖时代有所作为。

    与明代许多大臣二三十岁考中进士相比,张璁的年龄确实偏大。但漫长的应试经历和长期的民间生活,使张璁既能持续研习学问,潜心教习生徒,又能深刻体验民众疾苦和观察官场百态,了解政治弊端。他自叙道:“孚敬自少业举子时,即好读礼经。第观旧说,多所未安,思欲厘正之而有所未暇。弘治戊午以《诗经》中省试,乃筑罗峰书院于五都瑶溪山中,集徒讲学,始取而章句之。”其间作诗同情民众,指斥时弊,其中言:“十亩始开垦,百种亦勤劳。生成丰不待,风雨随飘摇。吾犹田吾土,难为贫民苦。叫嚣尚征租,粗豪打门户。况复决陂塘,斥卤将尽荒。我为告守牧,守牧归太仓。”而多次北上应试,沿途的见闻和经历加深了他的忧国忧民意识。面对淮河泛滥和社会惨象,张璁叹息道:“行路难如此,长怀杜甫忧。溯风惧逆浪,何处是安流?沉舍鼋鼍窟,溪居鸳鹭洲。孤舟方晚饭,群盗已深愁。”与那些年青中式者不同,张璁更多的是执著、老成和坦然,且能独立思考,求实创新。其独特的经历、生活的磨炼、广博的学识和坚强的意志为他中第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些恰恰是一个担当大任并从事革新者必备的素质。
 

二、大礼议:张璁脱颖而出的平台

 

    张璁中第后,按照正常的分配制度被派往礼部实习,以谙练政体,成为观政进士。张璁对礼学素有研究,被安排在礼部观政,这是因才而用,对张璁来说是恰当的。但如在见习后再实授职务,并依资格年限提拔,将来升迁到高级职务的可能性极小,对明代政治的影响力也就微乎其微。然而,张璁所处的政治环境即将迎来巨大变局,张璁以其执著精神顺应历史潮流,抓住历史机遇,用科场上的屡次失利换来了其在政治上迅速崛起,使嘉靖前期变成了张璁的时代,深深地打下了张璁的烙印。

    正德、嘉靖之际的历史走向可用不同的思路来解读,或以杨廷和集团的沉浮为主线,或以张璁等“大礼新贵”的崛起为主线,或以世宗恢复皇权为主线。与父死子继的皇位更迭形式不同,正、嘉之际的皇位交替是独特的,而这一独特性本身就意味着政局的变革,也预示着嘉靖政治的新气象。从地方上成长起来的少年藩王掌握皇权后肯定会带来政治的变革。当以武宗遗诏这一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朱厚熄为皇帝之后,就正式宣告了孝宗帝系的彻底中断。这个责任主要应由明武宗负担,但其母张太后和阁臣杨廷和等人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没能在武宗生前劝说无嗣的武宗从宗室中选取一人过继武宗且立为嗣子。尽管这一重大失误随着武宗的猝死而无可挽回,但相关人员的责任不应刻意被掩饰。抬高杨廷和一派的学者无视这一关键环节而一味地凸现其在武宗死后如何应付乱局和极力渲染如何革新。武宗死后,杨廷和一派维持特殊局势和试图拨乱反正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不是当时政局的关键问题。挺杨者不能把他塑造成武宗活着时的庸臣和武宗死后的强臣和能臣,杨廷和在一夜之间被推到前台,是由武宗猝死这一特殊情势所决定的。因为这时朝中无主,张太后又不能亲自主政,只能无选择地让内阁首辅杨廷和走到前台,做一些疏通协调工作,暂时应付这一尴尬局面。但人们不能因此放大皇位空缺时期杨廷和的作用,并将这一作用想当然地带入新君即位之后,有意或无意地把杨廷和视为权力中心,并将其塑造成救世主。换言之,只要皇位不再空缺,杨廷和必须回归原有角色,就像武宗时期一样。至于他能不能像皇位空缺时期那样在嘉靖朝发挥独特作用,这才是考验杨廷和政治才能的唯一指标。但遗憾的是,杨廷和并没有抓住这一时机,并没有看清正、嘉之际政局变化的关键问题。


    在新君即位后,如何与藩王出身的世宗沟通并建立互信关系,是正、嘉之际的最大政治,对各方力量都是一种考验。相对而言,在世宗面前,杨廷和沾上“拥立”之功多少有点主动,可以趁此强化与事先毫无交往的新君之间的关系,这是新选进士张璁所无法比拟的。按照常理,此时的张璁不可能引起世宗的关注,但大礼议为他和世宗的相识相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杨廷和在选定世宗后并未认清形势,选择了忠于孝宗的政治路线,并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试图将世宗拉人孝宗路线之中。大礼议其实就是杨廷和忠于孝宗的直接反映。大礼议绝不仅仅是礼仪的争论!要让新君承担武宗拒绝立嗣的过失和阁臣、太后的连带责任,世宗是不会答应的。在大礼议中,世宗要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始终遵循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武宗遗诏所明确规定的身份,即自己始终是兴献王之子。作为有良好家教的少年天子,世宗在大礼议中坚持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自己事先没有答应过继他人,根本不存在改换父母的问题,且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是新情况,无先例可循,自己不能因为意外地得到皇位而见利忘孝,随便改换父母。在世宗看来,这个原则是绝对不能践踏的。朝臣能否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决定着自己能否在嘉靖政坛上站住脚。杨廷和集团以人多势众连连向世宗施压,违背武宗遗诏,歪曲基本事实,企图突破这一底线,最终碰得头破血流,导致君臣关系迅速恶化,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此时作为一位观政进士,张璁以其敏锐的观察、丰厚的学养和无畏的精神,向杨廷和集团的大礼观率先发起攻击,成为瞩目人物,并从此拉近了与世宗的关系,使处于困境的世宗看到了希望。张璁事后总结道:“我朝皇上嗣位,朝议率(依)宋濮王故事,以皇上考孝宗,叔兴献皇帝,举朝力争。余日:‘此伦理纲常攸系。’独上疏,上亲览之,日:‘此论一出,吾父子可终完也。’此议遂定,汉、宋俱成陋习矣。”当然,杨廷和及其追随者不可能轻易地承认自己的失误和失败,故对张璁采取排挤、打压等报复手段。在礼

    部观政半年后,张璁被迅速赶出京城,打发到南京担任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以减轻杨廷和的压力。这足以说明杨廷和对反对声音的警觉和恐惧。作为通过艰辛的科举之路刚刚获得进士官职的张璁并没有因此遭遇而惧怕退缩,更不会为了保住官位而放弃抗争。当时张璁的心情是:“今朝辞北阙,明日赴南官。时论苦难定,圣心当自安。独怜知己少,祗见直躬难。若问唐虞治,终期白首看。”驱逐令—下,张璁轻装南下就任。在嘉靖元年(1522年)二月到南京后,与同官桂萼等人继续上疏议礼,批评杨廷和的大礼主张。其堂兄张珊写信支持张璁,说:“为礼,是非祸福非所计也。”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世宗诏令张璁、桂萼进京议礼。但当他们行至凤阳时,因朝臣阻挠,又令“不必来京”。回到南京三天后,又奉命进京。这一折腾足以说明世宗在与杨廷和集团孤军奋战中的艰难处境。世宗身边没有心腹倚信之臣,放需要张璁这样的忠君之臣。但杨廷和集团面对议礼的败局,把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到张璁等人的身上,并试图对到京的张璁等人实施暗杀。这一集团此时已经失去理智,并做着一些无谓的挣扎。从大礼议一开始,就决定了杨廷和及其追随者不可能得到新君的赏识,当然也就得不到新君的倚信。

    在大礼议中,除坚持武宗遗诏的法律规定外,张璁始终用“孝”和“人情”的理念作为议礼的主线,认为孝乃人之本性,只有“礼顺人情”,天下才有秩序。他说:“昔先王以孝治天下,使知亲亲焉;以悌率天下,使知长长焉;以礼义教天下,使知姻睦焉。”认为:“皇上之入继大位也,以伦序也,遵祖训也。以为宜舍其父母而不尊崇也,廷议也;以为不宜舍其父母而尊崇者,臣孚敬议也。执其两端而用其中者,皇上因心之孝也。”只有“嗣不失亲”、“统不失序”.才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张璁不被不合时宜的汉宋旧例所束缚,能够将礼的精神与现实结合起来,从学理上阐释了世宗正当要求的合理性,旗帜鲜明地支持了世宗的孝情和孝行。他说:“自夏历殷历周,统绪正而彝伦明;由汉至唐至宋,议论多而道德隐。魏诏起于偏安之际,濮议鼓于聚讼之余。事弗经常,言非定论。究其流弊之滋蔓,皆缘析礼之弗精。人可违,天不可违;理既顺,势亦自顺。不图今日之盛,获睹大道为公。”在张璁看来,自己的大礼观除了替世宗孝情作辩护外,还在于洗涤汉宋旧儒之陋习。这与当时“心学”兴起和批判宋儒之风相吻合。张璁的贡献在于将心学思潮与现实的“大礼议”较好地结合起来。这与当时王守仁在大礼议中三缄其口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不应漠视张璁的议礼思想!因为这种思想绝不是脱离现实的空谈,而是高度结合现实的一种创新。

 
 

三、张璁:嘉靖革新第一臣

 

    学界在论及正德、嘉靖之际政局演变时,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出世宗打压杨廷和集团是为了强化皇权,或者突出世宗借助大礼议来不断强化皇权。事实上,这是一个伪命题。需要正视的是,明朝的皇权从来就没有削弱过,稳当非凡。在朱元璋之后,除了分封的宗亲对皇权造成一定的威胁外,其他势力不可能觊觎皇权。在一些人的想象当中,内阁还能制约皇帝,这也是错误的看法。明代内阁是适应皇权的产物,本身就是皇权的一部分,不可能对抗皇权。不能把阁臣与皇帝因在某一事件上的意见相左甚至是激烈的争论看成是阁权制约皇权,更不能看成是对抗皇权。因为在决策选择过程中,有争论是极其正常的,专制政治并不拒绝争论。否则,明朝就不会有廷议制度。事实上,阁臣只有在皇帝的许可和支持下才能有一定的作为。一旦其行为超越了制度的规定,不但皇帝不允许,而且明代社会也不答应,故阁臣一般也不会突破这一红线。在明代历史上,杨廷和在皇位空缺时期的确有点特殊,但这一特殊性并没有改变内阁的属性,更没有给杨廷和凌驾于皇权之卜的合法理由。因为新皇帝不是阿斗,不是傀儡。当世宗即位后,杨廷和的特殊性也就不存在了。至于嘉靖皇帝如何行政,那是新皇帝考虑的问题。既然把朱厚熄推到皇位卜去,那就必须尊重新皇帝。世宗登基之后,杨廷和便成了世宗领导下的阁臣,必须听命于世宗和效忠于世宗。否则,就不可能有杨廷和的行政空间。但事实是,在选定新君之后,杨廷和并没有认真思量与即将入京的新君如何确立新型关系这一重大问题,更没有想着以臣子的身份认真听取世宗的施政理念。学界所挖掘和放大杨廷和在正、嘉之际的“功劳”,其实只是些皮毛,不是当时的主要问题。换言之,正、嘉之际,不在于杨廷和抢抓机遇想干点具体的什么事情,而在于他如何取得皇帝的信任,获得干实事甚至从事变革的前提条件。他设计的大礼主张在世宗即位伊始就已经将自己置于世宗的对立面,使自己完全失去了与世宗建立互信关系的可能性。明乎此,也就明了了世宗即位后他最想做的事就是清除杨廷和集团。这是认识嘉靖政治特别是嘉靖革新的起点。

    大礼议是杨廷和为自己退出嘉靖政坛所选择的华容道,是忠于孝宗还是忠于世宗的决斗场。杨廷和在大礼议中的失败是必然的,其失败完全符合明代政治利益。学术界应该正视杨廷和集团失败的积极意义,并改变悲观意识,恢复信心,明白离开了杨廷和,嘉靖政治运行得更好。世宗借助大礼议彻底清除庞大的杨廷和集团,这是一个奇迹,足以说明他的政治才能。通过大礼议,这位来自于民间的皇帝认识了村夫出身的新科中年进士张璁,新型的君臣关系因此形成。张璁“科第仅逾八年,官阶躐登一品。”在其笔下,描述新型君臣关系的诗句随处可见,如:“君臣自古难相遇,宠异如斯报益难”;“君臣原一体,.l吓尽通情”;“君臣岂是难相遇,只恨恩深未杀身”;“君臣共休戚,远近可分忧”;“深恩岂忍孤明主,老病侵凌莫可当。”这样密切的君臣关系在明代大臣中并不多见,特别是与杨廷和被武宗和世宗冷落的哀怨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在明代,只有大臣特别是阁臣得到皇帝的倾心委任,才能有所作为。张璁通过大礼议崛起并取代杨廷和,使明武宗因拒绝立嗣造成的政治震荡基本结束,嘉靖变革时代才真正到来。

    大礼议是公开的辩论,是南各级官员共同参与的廷议,张璁以其敏锐、果敢和自信通过这一平台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求实创新精神,赢得了世宗的信赖。换言之,张璁是在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表达自己的大礼主张,既不违法,又不背德。长期以来,一些学者传承杨廷和集团对张璁等人肆意谩骂的恶劣之风,怀疑张璁的议礼动机,将其视为“迎合”世宗之“小人,’,把张璁的脱颖而出仅仅看成是张璁个人私利的体现,即张璁个人得到了升官的好处!这种论调在时下的论著中也时有反映。如果此说果真成立,那无疑是在抬高张璁,而非贬低张璁,说明他有先见之明,在议礼之初就预见到了大礼议的结局!事实上,大礼议一开始,张璁并未预料到最后结果,面对杨廷和集团的打击报复,他不畏强权,孤军奋战,奋起反驳,毫不妥协,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才赢得了议礼的胜利。

    “迎合”之说显然是仇恨张璁者对张璁因议礼而陕速升迁不满的表达!显然是要通过“道德”大棒打倒张璁!这是一种肤浅甚至是毫无意义的论调!在一些研究者的笔下,不分青红皂白,见皇帝就骂,见皇帝就反,并无限拔高一切反对皇帝之人。杨廷和集团失去理性辱骂张璁尚可理解,但研究者不能俯拾一些史料随意剪裁,更不能以自己的偏见不加分析地任情褒贬。蔑视张璁者,就是不愿正视张璁的议礼精神,不愿正视张璁的革新活动,不愿正视张璁的历史地位!换言之,就是不愿下气力对嘉靖政治做全面深入的研究。只有改变这一学风,才能理性地对待张璁在明代政治特别是在明代改革中的突出贡献。也只有把张璁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才能真正认清正、嘉之际的历史走向,才能真正认清嘉靖政治的特点,才能真正认清明代六十年改革的历程。

     明世宗,一个从湖北地方成长起来的皇帝;张璁,一个从浙江乡村走出来的大臣。一个少年天子,一个中年臣子,同时从京城之外而来,与前朝弊政没有瓜葛,与旧官僚集团没有利益关系,自身没有腐败前科,这样一种奇特的组合在中国历史上是独特的。这一组合本身就是一种新气象,必然会带来政治的巨大变革。正如张璁所言:“孚敬遭逢明主,宠异非常,莫知为报,惟委身忘家,敢以自许。”在借助大礼议完成君臣关系的真正组合之后,具体的政治革新也就随之而来。从嘉靖元年(1522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的六十年改革中,前有张璁,后有张居正,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明代改革做出了各自应有的贡献。蔡美彪先生曾精辟地论道:“明代先后两张文忠,均以兴革为己任。”如果不了解张璁,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张居正。可以说,张璁是明代改革的开启者,是明代改革第一臣,是明代历史上真正的改革家。

 --【田澍作者单位:西北师大文史学院】   

(摘自《西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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