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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谈蒋介石的民族主义观

高华:谈蒋介石的民族主义观

  • 分类:学人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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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东宣传处
  • 发布时间:2017-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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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谈蒋介石的民族主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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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谈蒋介石的民族主义观

——2009年7月20日香港理工大学“中欧论坛”上的发言提纲

  

  研究现代史上的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可以获得一些对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脉络的启示,那么研究一下蒋介石还是有意义的,他所处的年代内忧外患,战乱不已,蒋究竟以何种思想应对局势,其成败得失如何,颇值得研究。

  蒋的思想资源以中国传统为主,他的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涉及到政治、文化与种族。在几十年间,他以中国传统思想为依靠,应对极其复杂的内外形势,不管所处的二十世纪各种思潮学说如何花样翻新,蒋自己坚定不移的信条就是《大学》中的三大纲领,八项条目: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大学的三大纲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大学的八项条目。由内在的道智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可说是本末兼赅,体用合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之道。”

  他进而认为,大之救国救民,小之个人的道德提高,只要抓住这些就可以了。

  蒋非常感叹:这么好的思想,“中国不能用,所以中国国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堕落,几乎在世界中成了一个落伍者。”(<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665页。)。

  (原先以为蒋就是说说而已,近年来蒋日记解密,始知蒋真是宋明儒学的信徒,他就说过,他从“8岁时读大学中庸,9岁读毕四子之书。在18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直到28岁的时候,听到总理说大学中庸的重点,自己还不甚注意。到了38岁,自己一切阅历经验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实践道理,统统在内。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觉得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无穷的奥蕴。直到48岁……自己深觉有得于心,可以自信”。)

  可见,他除了是行动家,还是一位道学家!

  如何解决中国在那个时代的两大问题:

  外患是日本;

  “内患”——蒋认为是共产党,

  蒋开出的药方还是:振兴中国固有文化。

  对日本:

  1932年5月,蒋氏在一次讲演中称阳明心学为中国的立国精神。他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馀,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后我们要复兴中国,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628—629页。)

  对中共:

  我们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复民族的精神,发扬人类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养与公众道德之协调一贯、良知良能的启迪,与心、物、群、己关系的调和。其精义是“心物一体、知行一体,我们既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唯心,对事物的观察,是物质与精神并重;对人生的理解,是思惟与存在合一”(<台>《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出版,第1894页。)。

  其成效究竟如何,要结合历史事实来评价,先说外交方面:

  蒋所处的时代,列强环视中国,最主要的是面对日本侵华,苏俄压力,英美对华,也是各有企图。蒋自知中国为弱国,青年时代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提出对中国最大威胁的国家是日、俄、英,提出应特别关注:西藏、满蒙。

  对日本:1928,“济南惨案”,蒋采取“不抵抗主义”,“忍辱负重”;1931,“攘外必先安内”,后坚持抗战,直到胜利;

  对苏联:对苏扩张有警惕,但希望拉苏牵制日本。1943,苏侵新疆阿拉山口,蒋抗议,后苏收敛在新疆的扩张,压蒋在外蒙问题上让步。战后蒋对苏犯的一大错误,是为了表明对美友谊而拒绝访苏,而失去了与斯大林博弈的机会。

  对英美:联英美以制日,但也防英染指中国权益,蒋有时在内部还大骂英帝国主义。蒋在1951年骂英,他说,中国人所恶者乃英人在亚洲殖民,以不平等待黄人耳(1951.7.15日记,大事长编初稿,卷十,页195)。他还说,英对中华民国国民革命的力量特别仇视(卷十,页198)。同时担心美牺牲中国,私下对美有尖锐的批评,批美辱华,侵华权益。1951.7.26日记中记:美国以美援要挟,要蒋的军、经做不合理的紧缩,“悲愤忧伤,竟至夜梦泣醒,此种污辱刺激实为近年来未有之现象(卷十,页235)。蒋并大骂美驻台顾问团欲谋台之军、财统治权,是新殖民主义,有“控置黄种之狂妄野心”(卷十,页241)。

  总结起来:在远东和亚洲,蒋完全不起主导作用或主要作用,对几个大国,无能为力,受制于列强,只能因势利导,尽量保卫中国的权宜。

  对内部,蒋用“新传统”整合中国,所谓“新传统”:就是大量吸取传统价值和原素,对三民主义进行新解释,服务于现实的政治目标。

  1、以国民党为中心,走军政、训政、宪政之建国三阶段道路,其实质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蒋政权类似于凯末尔式的民族主义政权,但蒋在文化方面非常传统,较凯末尔保守。

  2、蒋也建立了新的行政、军事和经济管理机构,有其成功方面(在大陆时代,初步网罗技术官僚,在抗战中动员民众,举国一致),更有其失败之处(任用亲信和亲戚,忽视社会基层改革,没能建成有效率的廉洁政府等)。

  蒋的悖论:

  A、对军阀,国民党是新的。

  B、对共产党,国民党是旧的。国民党意识形态在30年代被儒学化,蒋说的那一套,过于疏空,甚至可以说,完全不着边际,思想制高点被中共占领。

  C、对社会:只吸引了民族派知识分子,自由派游离在外,左派另有旗帜。

  D、对普罗大众,对社会底层,没有关怀,没有改革措施。

  这里还要讲一讲蒋的少数民族观:

  坚持省治:绥远、新疆、西康、青海;不设省治的,归蒙藏委员会,由行政院辖,笼络上层人士,警惕英帝国主义,但力不能逮,对于边疆地区,采安抚政策,尽量优容宽厚。对小民族不关心,不尊重,蒋在日记骂龙云是未开化的裸裸。

  对新疆:

  1943年前,国民政府力量不能进入新疆。

  苏德战争后,蒋开始考虑解决新疆问题:

  1、派吴忠信考察西北。

  2、1942,派其两子去大西北考察三个月,也是为解决新疆问题探路。

  3、本人考察西北,到了甘、新交界的地方,当时都没有对外宣传。

  1943年盛世才归顺重庆后,中央军入疆,把新疆从苏联势力中解脱出来。

  小结:

  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有其重大成就:

  1、1929,改定新约;1943,列强废除不平等对华条约,领导抗战胜利;1945,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国。

  2、1943,新疆回归中央。蒋对盛有安排,为农林部长,派张治中宣慰新疆。

  3、收回台湾,在重庆,笼络“半山”,为台湾回归准备人材,如谢东闵、连震东、黄国书、黄朝琴、吴三连等。

  4、运用传统价值于民族复兴的动员,对知识分子较为尊重和礼遇,对冯友兰、对马一浮,对贺麟等,对胡适,对竺可帧。

  不足的方面:

  蒋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以及时代背景等限制,他的所作所为有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他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薄弱。蒋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资源,以复兴国家,但资源贫乏,说来说去就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甚至提出以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治军和整军,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严重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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